《解码非遗：鸿茅药酒》非遗鸿茅药酒的百年传奇与时代传承 —— 从清代诞生到当代复兴的历史脉络
2026-04-21
鸿茅 电
第三章
药材来源的演变
凉城境内历史上有不少中草药材的优良产地。万历七年（1579 年）版的《广舆图》中的《大同外三关边图》中，在今天的凉城、和林格尔及右玉两省三县交汇地带有一个地名禅皮沟，而这个地方在明清时期地方上叫作柴皮沟，由于在明朝中期属于战略要地，所以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广舆图》对此地做了特别标注，而且此地当时还有一个堡城——禅皮沟堡。其原因就是这里盛产柴胡，而且其品质非常好。明朝大同镇官兵受气候条件影响，容易得伤寒重症及疟疾，而这些病症都会传染，会对部队集中的群体生活构成威胁。柴胡对这些病症的防治往往有奇效，因此产量集中的优质柴胡被视为战略物资。柴皮沟因此而得名并备受重视，由于不同地域之间存在方言发音差异问题，因此它也被记作禅皮沟。
南仙人窑靠近宁鲁口、东马头山及东西柳卜湾，这里也有一个村庄，名叫烧窑贝（历史上写作芍药背，曾经是解放战争时期绥南地委专署所在地），这片地区属于南仙人窑道医主管的草药种植区和采药区。清朝早期一直到鸿茅药酒诞生之后，玛尼图庙一直都在这两个区域采药，当然只是采摘其中部分药材品种。南北仙人窑及其周边，也曾是王吉天采药的区域。清代前期凉城境内其他的几个采药点，还有蛮汉山，以及麦胡图的苜花、金星。
厂汉营境内南仙人窑、柳卜湾和东马头山这一带，除了盛产优质的中草药材，还有三样东西直接与鸿茅药酒相关。一是鼎炼内烧环节所用到的湿柳棒，二是鸿茅药酒的经典包装柳编酒篓所用到的红柳条，三是滤残取清环节所用到的林须。其中林须是种林下植物，大约 20～30cm 高，晾晒干后有缝衣线那么粗，光滑、较硬且有韧性，沥水性十分理想，主要用来制作室内扫帚、锅刷，非常适合滤残取清。与林须配合使用的滤清器具，就是醋淋子，这种器具在陶缸（坛）紧贴底部，有一指头粗细的开孔。
鸿茅药酒的基酒是察罕白，传统的酿酒方式是用营盘梁所产的玉米、豌豆和高粱烧制，其出酒率、味道和色泽，都与其他区域，特别是口里、关南的不同。察罕白与红毛酒属于孪生兄弟，其历史甚至比鸿茅药酒还要悠久，大致产生于察哈尔部屯兵卫设立初期（大约是 1636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当时虽然还没有走西口的垦殖活动，但玛尼图庙在营盘梁地方一直有农场，而且顺治七年（1650 年）“蒙丁地”制正式确立。“弁兵无俸饷，马皆自备，均给田有差。每兵一名，种地一顷，官弁递增。”察哈尔右翼四营将士都有“户口地”，此时耕种土地的人是披甲奴。王吉天最初给屯兵卫酿酒，其中一个品种就是察罕白。
清代在厂汉营烧酒的作坊有五六家，但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末，厂汉营当地这五六家作坊烧制的白酒，从来不在社会上销售，其主要用途是与旗务、召庙配套，作为配制鸿茅药酒的基酒，以及由崇德堂收购包销，销往大库伦和恰克图一带。进入民国时期，察罕白结束了旗务配套的时代，开始进入民间。由于旅蒙商时代一直延续到 1929 年，因此在 1912—1929年之间，察罕白的消费群体发生了变化，主要面向旅蒙商线路上的大车店。
1912—1929 年之间，察罕白所涵盖的线路，是经杀虎口的京绥官道，以及经宁远城（今凉城县永兴镇）、香火地（今凉城县鸿茅镇）、天成、丰镇，通往张家口的京大路，由此享受了丰镇“中枢商埠”地位所带来的红利。
当时归绥地区大车店里的白酒是免费供应的，只要你点菜，店里就送酒，但在量上是有限制的。过去大车店里的饭桌都是八仙桌，每桌限量最多一斤，不让多喝。这个酒的作用是祛湿寒、减少疲乏和帮助睡眠，用瓷制小酒壶打，人均二三两的样子。1929 年之后，这种散装的察罕白的消费群体又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大车店，而是更纯粹地转入民间。察罕白的历史一直延续到 2003 年前后，期间更多以散酒的形式存在，大致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包装、木塞子、白蜡纸和压盖。2003 年前后，由于最后一个按照传统工艺烧酒的师傅不再烧制该酒，察罕白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也留给了世人近三百年的历史记忆。
清代凉城（宁远厅）及归化城一带酒曲、醋曲都是从山西采购过来的，酒曲的来源主要是祁县，醋曲的来源则主要是太原宁化府巷，这种供应链关系一直很稳定。1921 年平绥铁路通到归绥（今呼和浩特）之前，祁县、太原、杀虎口、厂汉营、宁远厅及归化城，都处于互动比较频繁的一条商道之上，且都属于“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商贸往来畅通无阻，晋中帮在供应链的衔接上，也乐意多与原籍地打交道。
王吉天家族崇德堂的酒曲，以及厂汉营古镇其他几家烧制察罕白作坊的酒曲，都来自祁县。2020 年 3 月在晋中发现的清代晋商资料账本中，所列往来商号有不少为知名烧酒作坊。这本账册于“同治八年新正吉立”，也就是在同治八年（1869 年）正月初一立，其中便载有崇德堂的相关信息。这个账册的实物，为清代鸿茅药酒与财东原籍地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从乾隆四年（1739 年）鸿茅药酒发明以来，特别是乾隆二十四年清廷平定新疆之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崇德堂鸿茅药酒所用的药材，大多数情况下会从归化城永合堂发回整件，在厂汉营自行炮制加工，在旺季忙不过来的时候，也会委托永合堂炮制加工。另外，不同地域某些药材最适合炮制加工的节令是不一样的，在厂汉营当地不是最佳炮制节令的时候，崇德堂会委托永合堂将其中部分药材加工成半成品并采购使用。即便是节令好的时候，遇到旺季也是两家同时做，但还是以崇德堂自行炮制为主。
其实在那个年代，不光崇德堂是这样，这一做法基本上属于行业惯例。那个年代的产业分工中，从祁州等贸易集散地流通过来的药材，基本都是成捆成块的整件，后续加工环节的责任主体是药铺和药房，这就要求药铺、药房能够加工药材，如切成薄片，甚至研成碎末，并进行相应的炮制。当时药行“前店后厂”模式属于标配，卖药的基本都会制药。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崇德堂在鸿茅药酒药材业务上的供应链靠的是兄弟商号。
到了 21 世纪，商道畅通、药材来源极大丰富，原料的选择面空前广泛。但现在的鸿茅药业，还是严格遵守创始人王吉天当年的规矩，遵循“非上等道地药材不用”的理念，建立了严谨的辨地选药规范。回顾历史，还看今朝。如今鸿茅药业为了更好地传承鸿茅文化和产品精神，还特别开发了中药提取及纯化技术、微热动态提取技术、药材低温粉碎技术、恒温冷浸技术、低温静置技术、膜过滤技术等多项药酒生产技术，使中药材有效成分能够得到高效萃取和被更好地利用。
代代守护与技艺精进
鸿茅药酒的源头配方是明万历年间宫廷御医龚廷贤的“仙传药酒方”，该方为《万病回春》“中风篇”所载，自万历十五年（1587年）成书并逐渐流传。
王吉天出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这个时间节点非常耐人寻味，因为这一年正好是康熙第一次西征和第二次西征的间隙。康熙五十四年至五十五年（1715—1716 年），厂汉营的察哈尔部屯兵卫军地开始出租给人民耕种，位于营盘梁地区的“二十四大号”从这个时期开始逐渐安村立庙，王吉天差不多就是这时走西口来到厂汉营的。
王吉天赶了一个好时候，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当时未必意识到了。因为整个乾隆朝属于盛世，接下来漠南漠北发生的一连串事情，都对王吉天及其开创的鸿茅药酒事业非常有利。王吉天原本是承运而来的，自从在察哈尔营打了那口鸿茅古井之后，药酒的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受大环境影响，接下来的几十年他的药酒事业顺风发展。清廷彻底平定准噶尔部，北方恰克图“一口通商”，厂汉营紧邻的宁鲁口税关（准海关）开关，乾隆朝察哈尔右翼大规模放地，草原上广建召庙，旅蒙商专业化驼队成形……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利好崇德堂及红毛酒的发展。
王吉天的第一个贵人，是大名鼎鼎的大盛魁。王吉天的晋中老乡大盛魁，是康熙第二次西征期间从杀虎口跟上费扬古做“随营贸易”起家的。乾隆时期他已经在乌里雅苏台和归化城站稳了脚跟，并在西口外驻军当中拥有广泛的人脉，王吉天到察哈尔营包地并为察哈尔部屯兵卫酿酒，靠的就是大盛魁的引荐和作保。在当时的社会运行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没人引荐和作保，哪怕你再优秀也难以争取到好的机会。
王吉天的第二个贵人，是厂汉营当街大庙玛尼图庙及整个岱海召汇祥寺体系。玛尼图庙是凉城历史上皇家寺院汇祥寺的南院，而且在汇祥寺学区中扮演着医明院和时轮金刚院的角色。玛尼图庙的历史与汇祥寺一样，可以上溯到五代后唐时期或辽代，从那个时候起它就属于汇祥寺的下院。万历八年（1580 年），玛尼图庙的大喇嘛哈望喷儿剌，因为促进隆庆和议及其后续的南北和平、茶马贸易，被明朝册封为大觉禅师。从那个时期开始，玛尼图庙的住持，同时就是汇祥寺的大管家，在汇祥寺体系中拥有真正的实权，到 1739 年王吉天发明鸿茅药酒的时候依然如此。
传承路上的故事
鸿茅药酒在清代及民国时期，一直叫红毛酒。据 1933 年 12 月傅作义将军主导的绥远省政府编印的《绥远概况》所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鸿茅药酒取过一个更加正式的名字昭君红。其原因大概是色如胭脂，香浓味醇，质醇色艳，当然应该还有其诞生于塞北地区并具有蒙汉民族和谐团结、共融共存的寓意在里面。可惜的是，这个名字并没有传播开来，而且存在的时间也很短。从抗战时期一直到 1969年，社会上还是一直叫红毛酒。
红毛酒声名远扬，但红毛酒的名称因何而来，社会上一直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说法是，红毛酒因其配方中含有茜草而得名，茜草的蒙古语名叫红毛药。茜草，多年生攀援草本，药用部分为根，本经上品，主风寒湿痹、补中，这种药材在蛮汉山、马头山较多。历史上认为茜草品质更好的地区是厂汉营境内南北仙人窑，历史上也存在过这种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可用单味药命名大复方成药，似乎还是有些勉强，更何况红毛酒的前身——红药酒的配方中同样含有茜草。
除了茜草说，红毛酒的得名还有个恰克图贸易驼队说。据民国时绥远省文化名人杨培构描述，红毛酒之得名，与从杀虎口前往恰克图的中俄边贸驼队有着很大的关系。清代北方几个省份，将俄罗斯称为“红毛国”。驼队一路上所面对的环境多变，红毛酒最初是驼工们为应对极端挑战而准备的，是他们前往恰克图进行贸易的“保命酒”。前往恰克图的一条线路要经过色楞格河三角洲，这里是一片大的沼泽地，每年四五月冰雪融化时，就会一片泥泞，到了七八月的雨季，则会河水暴涨，草地和牧场多被淹没，因此最为理想的季节就是冬季，可以趁着沼泽地冰封的时候走。
清代及民国时期，崇德堂的红毛酒有两类包装。一是采用麻纸猪血等原料做成的柳编酒篓；二是专门烧制的酒坛，酒坛外面用红柳条编织的篓子贴服包装，其作用是减震防破损。前者主要销往大库伦和恰克图，后者则销往晋中晋南及南方的广东和福建市场。
酒篓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容器，据传它发明于春秋战国时期，也有人说酒篓是诸葛亮的侄儿、养子诸葛乔发明的。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酒篓在国内好多地方都有，但材质都是就地取材，所以各地的差异比较大。察哈尔右翼和土默特地区，所用的酒篓主要是用红柳条编织的裸篓子，其本身就自带一种独特的紫红色。随着时间的流逝，崇德堂从乾隆年间开始有意在包装上做文章，在红柳篓子外面会加一层表面处理，大致就是如今凉城贺龙革命活动旧址收藏的酒篓的样子，即涂成那种视觉效果独特且富有质感的红色。
这种包装虽然不是崇德堂所产药酒独有，但主要被崇德堂的药酒使用，更多为鸿茅药酒所定制。久而久之类似包装成为鸿茅药酒的一大标志。红毛酒的叫法，在乾隆年间就有，但不属于正式名称，属于民间约定俗成的称呼。乾隆嘉庆年间，其实一直到清末，鸿茅药酒还有另外的叫法，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有蒙古药酒。之所以叫蒙古药酒，是因为有蒙古特色。
红毛酒的名字正式确定，发生在道光时期。道光年间，清廷内务府广储司“六库”（清代广储司下设银、皮、瓷、缎、衣、茶六库）采办来过宁远厅及察哈尔镶蓝旗、镶红旗一带，并对助马口外十五户庄头地（曹碾皇庄旗地）进行过巡视。在此前后还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察哈尔镶蓝旗衙门与驻马口外皇庄旗地，联合在岁贡上将红毛酒作为土特产进献给了皇帝，道光皇帝品尝之后发现不错，就将红毛酒确认为贡酒。人世间的好多事情往往是“多因一果”，在红毛酒成为贡酒的过程中，汇祥寺喇嘛通过理藩院也做过一些工作。
据说道光皇帝为此还专门颁过一道御旨，御旨之说从道光年间开始就流传甚广，一直到了民国前期绥远通志馆为了修撰《绥远通志稿》，派出“绥东采访组”到凉城找崇德堂问过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王吉天家族并没有出示圣旨原件。红毛酒自道光年间成为贡酒之后，由于皇帝的亲自过问，红毛酒的名称正式固定了下来，从民间的俗称变成了正式名称，而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了 1969 年。
从 1969 年开始，红毛酒正式更名为鸿茅酒。对于“鸿茅”写法的确定，在凉城当地有几个说法，一是凉城得名源头是北魏的凉城郡，凉城郡当时下辖参合与旋鸿二县；二是岱海在清代有个名称“鸿（红）召池”；三是“茅”代表着中草药的意象。根据汇祥寺的《经史》记载，岱海在清代叫过“红召池”，缘由是汇祥寺的围墙与藏传佛教的寺院不同，墙壁是由红墙组成的，颜色及其涂料配方与清代紫禁城的红墙一致，岱海北岸甚至一度有过“红（鸿）召滩”的叫法。
（二）玛哈嘎拉信仰、蛮汉山及红毛酒的运销
说到凉城的历史名胜，一山一水最为著名，山是蛮汉山，水是岱海湖。在鸿茅药酒的历史上，蛮汉山曾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王吉天发明鸿茅药酒后，从乾隆年间开始，崇德堂所产的第一锅药酒，都会送到蛮汉山的佛爷洞供奉皇家护国军神玛哈嘎拉；另一方面，蛮汉山还是八步古法中后续几个工艺环节的发生地。与此同时，在 1900 年之前，蛮汉山的红庙子，还是红毛酒的成品库，崇德堂的红毛酒，就是从这里出库，发往大库伦和恰克图的。
国家级非遗八步古法中的泉浸和地养，从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 1900年，也是在蛮汉山实现的，即在蛮汉山的一些山洞和地窖当中贮藏。1900年之前，八步古法到了烧鸿茅这一环节之后，要先送到蛮汉山，举行供奉皇家护国军神大黑天—玛哈嘎拉的仪式，然后放到以千年冰窖为代表的山洞中存放，窖藏后第一锅酒再转移回大黑天山洞供奉。这些讲究背后的含义有三层，一是有宗教方面的一些讲究；二是去火气、平衡药酒中霸道药材的性能，最终达到药性不燥、醇厚有神、阴阳调和、众药归一的目的，使药酒品质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三是借蛮汉山大自然的磁场、温度和湿度等条件，让理化指标更加合理，这种处理也会让药酒的口感更好。
蛮汉山的千年冰窖，在清代属于鸿茅药酒的头等窖藏之地，而且用于鸿茅药酒的第一锅窖藏，其中的原因是第一锅酒的药性比较霸道，需要用千年寒冰将药性中的火气去除。去除火气之后，第一锅酒再送到其他山洞阴藏。八步古法的所有流程完成后，鸿茅药酒成品入库，库房就设在蛮汉山的红庙子。1900 年后，由于蛮汉山上的寺院召庙受到了破坏，不再适合利用山洞存放酒，同时蛮汉山上商道路面遭受毁坏，鸿茅药酒才改为泉浸和地养。原来利用高海拔及山洞阴冷潮湿的恒温环境进行去火气的工艺，替换成了泉浸和地养。但民国前期，鸿茅药酒第一锅酒送到蛮汉山佛爷洞供奉的传统保留了下来。
在清代崇德堂的鸿茅药酒一年烧四次，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生产，这四次每次的第一锅酒都要送到千年冰窖窖藏，窖藏出来再送到大黑天—玛哈嘎拉山洞供奉。制成开窖的时间是春分、秋分两次，这时还要完成八步古法中的最后一步——茅缩。鸿茅药酒每次开窖之后，除了部分直接发运，其余的都存放在蛮汉山的红庙子库房，然后陆续往大库伦和恰克图运输，走的线路是红庙子—石人湾—旗下营—红召，然后在四子王境内并入张库大道。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红庙子相当于清代鸿茅药酒的中转物流园。
（三）红柳传奇，鸿茅药酒的酒篓酒坛
从清代一直到民国前期，王吉天家族主导下的崇德堂，其鸿茅药酒采用的包装，无论酒篓还是酒坛，都具有大西口特色，也就是与红柳有关。根据察哈尔镶蓝旗总管衙门为鸿茅药酒开具的“引票”信息，综合来看，清代鸿茅药酒销售的区域，主要有这么几个地方。一是外蒙古的大库伦和恰克图，二是晋中晋南地区，三是安徽、福建和广东地区，四是新疆地区，五是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也就是旅蒙商口中的“前营”和“后营”。
自乾隆四年（1739 年）鸿茅药酒诞生以来，其往南销售的产品，用的都是酒坛。这种酒坛为了防止破损和减震缓冲，外面包有用红柳编成的篓子，类似于后来的竹皮暖水壶，其运输方式采用的是马车。最初运往大库伦、恰克图及布里亚特的鸿茅药酒，夏天更多采用的是酒坛外加红柳篓子的包装，冬天更多采用的是柳编酒篓的包装。后来发现酒坛外加红柳篓子的包装，在大库伦、恰克图和贝加尔湖一带容易一冷一热，出现热胀冷缩现象而导致包装破损，于是走北线的产品，无论冬天还是夏天，全部采用了柳编酒篓包装，运输方式采用驼运。走南线的产品，一直采用的是酒坛外加红柳篓子的包装。销往新疆的产品，由于起步比较晚，再加上已经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从开始就一直用柳编酒篓的包装，同时采用驼运方式来运输。
乾隆嘉庆年间，凉城境内的柳匠比较吃香，其主要业务便是为崇德堂编红柳篓子及柳编酒篓，这个时期岱海滩的红柳资源非常丰富，岱海沿海基本都是红柳条。由于鸿茅药酒业务的火爆，凉城境内的红柳条资源逐渐供不应求，后来从准格尔旗、达拉特旗来贩运红柳条资源，再由凉城境内的柳匠编制。厂汉营南边的柳卜湾，清代前期红柳条资源也非常丰富，但后来基本被采完了。凉城境内的三苏木、六苏木、八苏木、麦胡图、金星原来的夹沙地，在清代都被人工种植过红柳条，凉城境内现存的红柳地、沙柳地地名，都跟出产红柳条有关。
自道光年间成为贡酒之后，鸿茅药酒的业务进入了鼎盛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鸿茅药酒包装需求量大，供不应求，除了凉城境内的柳匠编制酒篓，还从朔平府的右卫采购已经制作好的柳编酒篓，此外还有从雁北及陕西三边地区运销而来的红柳条。这些从鄂尔多斯及河套地区而来的红柳条，大多走黄河水运先运输到托克托县的河口镇或清水河岔河口，再运往凉城境内。除了鸿茅药酒对红柳条的需求量大，在凉城境内红柳条还主要用于制作驼架和驼篓，以及用于笸篮和连枷等农业用具。
受岱海影响，再加上凉城境内历史上水泡较多，且湖水当中盐碱度相对较高，岱海滩的光热水土条件，其实一直比较适合红柳生长，无论野生的还是种植的，都是如此。溯及过往，岱海滩不光在道光前后鸿茅药酒的鼎盛时期种植过红柳，到 20 世纪 50 —70 年代，按照农业社的统一要求，岱海滩的好多地方在水渠及圪塄（田埂）边上都普遍种植红柳，其作用是防风固沙，当作农田防护林。进入 21 世纪，为了发展文旅，凉城曾计划在岱海南岸发展红柳种植产业，其实从光热水土条件及历史文化渊源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鸿茅药酒的发展，对凉城境内红柳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需求的不断增加，清代中后期，凉城境内的红柳不够用甚至到了枯竭的地步，基于此才更多从山西、准格尔旗、陕西榆林、河套等地进货以解决红柳条的需求问题。鲜为人知的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鸿茅药酒柳编酒篓所用的红柳条，大部分都是通过黄河—岱海水运线，从鄂尔多斯及河套地区运销而来的，这种水运红柳的情况，到了同治元年（1862 年），才随着连接黄河—岱海水运的结束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在清代中后期官方绘制的《山西全图》，以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大清帝国全图》“第七图山西省”中，弓坝河都写作“布尔哈苏台河”，这条河蒙古语的含义就是“柳条河”。据说，这条河得名的来历就是在清代前期河的两岸长满了红柳条，弓坝河两岸一直到马则地，这一大片过去有个统一的名字——红柳地，曾经是非常富有特色的一种景观。鸿茅药酒编织酒篓选用红柳条，具有就地取材的便利条件。
清代和民国前期，鸿茅药酒销往晋中晋南及南方省份所用到的酒坛，大致有两种，一种体积较大，还有一种类似于现在装花雕酒的小酒坛。而这些酒坛，在清代也基本上是在察哈尔右翼的“丰宁二厅”本地化配套使用的。在 1903 年之前，与察哈尔右翼四旗交错并立的只有丰镇和宁远两个厅，宁远厅就是凉城的前身。察哈尔右翼与“丰宁二厅”在地域上基本重合。当时在丰镇、天成、大小土台、土城子、香火地古城（清代叫宁远厅旧城，也叫城关，即今天凉城的县城鸿茅镇）城外南面，都有烧制酒坛的作坊。这些作坊的产品主要是跟崇德堂的鸿茅药酒和察罕白配套的。
察罕白是厂汉营所产白酒的俗称，其产生与察哈尔部屯兵卫有一定渊源。察罕白是历史上生产鸿茅药酒的基酒，其原料选用营盘梁所产的玉米、豌豆和高粱，而水用的就是厂汉营当地的水。鸿茅药酒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只有崇德堂一家生产，但察罕白在厂汉营还有五六家在烧制。察罕白与鸿茅药酒一样，除了与旗务及寺院配套，主要由王吉天家族的崇德堂销往大库伦、恰克图及新疆地区。
在现今的鸿茅文化馆当中，保存着一个由传统纸筋工艺制作而成的皮纸酒壶，上面写着“酒美人和”四个字，这种酒壶其实就是晋语区广为流传的“ 壳（kà)子”。据文 化馆的工作人员介绍，20 世 纪 90 年代，鸿茅药酒包装 中的瓶型设计，便是以这个 “酒美人和”的“壳子”为原 型的。在呼和浩特本土文化 节目《印象青城》当中，有 几期节目叫作《归化城的老街巷》就谈到了油篓、酒篓、油壳、酒壳的问题。民国时期，在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城，财神庙巷（小南街）荞麦皮巷对正路东，有几家专门生产酒篓、油篓、油（酒）壳的作坊。
鸿茅文化馆所藏的皮纸酒壶
在偏农耕文明的体系中，在这种基本造型的基础上，设计非常注重图案、纹饰和寓意方面的讲究，且在美学方面的追求更多一些；在偏草原文明的体系中，设计则注重实用，追求方便吊挂携带，要与游牧和骑马射箭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匹配，追求质朴及扁壶本身的体态轻盈。而瓷器有瓷器的问题，主要是它容易破碎，在游牧生活中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基于此，用纸筋、料姜石、胡麻油、猪血或马血搭配起来为原料的皮纸材质的壳子就出现了。
整个造型演变的谱系中，最接近“酒美人和”造型的扁壶，出现在辽夏时期，到了元明清时期其造型在民间已成定型，这在当今出土的瓷器上也有所反映。从整个演变史的延承关系来看，皮纸传统工艺制作成的壳子，虽然更多在北方汉族特别是晋语区使用，但这无疑受到了草原文明、游牧文明的重大影响，属于两种文明融合的产物，而且这些区域在历史上也正好处于文明交融共存的辖区。
与此同时，旅蒙商在清代有西路帮和东路帮之分，西路帮主要是山西籍商人，受草原文明影响，在各个方面都追求实用，风格整体上朴实无华，但也不乏一种淳朴之美；而东路帮则主要是直隶籍（京津冀），产品和店面相对来说更加注重装饰。鸿茅文化馆中珍藏的“酒美人和”四系圆形扁壶，更大程度上反映着西路帮商业文化的理念。
酒篓的一大好处，就是使用过程中，如遇到破损或者折断，靠柳编和裱糊工艺比较容易修复。酒篓相传是诸葛亮的侄儿、养子诸葛乔发明的。据说他替父劳军，蜀道崎岖，酒坛酒罐常遭破碎，某日竟发现包生肉的纸张在被肉浸染干燥后很有韧性，且不易渗水。受此启发，便发明了由竹篾编织、猪血浸纸裱糊的酒篓。
柳编酒篓在编织成型后，一般还要用麻纸、毛头纸、猪血或者马血发酵，再加上石灰等从篓的内部裱贴糊粘，并根据体积大小，掌握层数，晾干一层，再加一层，直到达到装入各种液体既无异味，又点滴不漏的效果。在通常情况下，一个篓需要糊三至五层再封浸涂猪血、石灰胶质的毛头纸。糊篓所用工具有竹刷子、棕刷子、生牛皮及盆类容器。竹刷子是把竹劈破成细竹篾捆扎而成的，棕刷子是用梳理好的树棕捆扎而成的，相当于装裱书画所用的棕刷。酒篓可循环使用，使用之前还需要按相同方式护理一次。
酒篓制作好之后用圆木作盖，有时也会使用新鲜猪尿脬，内装麦麸、棉籽皮或者棉纱扎紧作盖。两种盖子的好处都是易塑形，且越盖越紧，可严丝合缝，能达到不洒液体、不走味的效果。酒篓盖子用木塞的较多，清代及民国时期，鸿茅药酒的柳编酒篓在糊裱过程中，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清朝，宁远厅境内麻纸作坊比较多，厂汉营、曹碾、永兴、天成和香火地古城都有，制造麻纸所用的原料主要是凉城本地产的，也有从口里贩运过来的。
鸿茅药酒柳编酒篓打底的时候会使用猪血，但猪血属于辅料，没有人们想象中用得那么多。酒篓上用的主要是红土和生漆，为了加强防腐和密封的效果还会采用猪血作为辅料，使用猪血时要用草木灰与之混合在一起打底。这种做法都是从召庙当中传出来的，寺院的墙、故宫的门，都是类似的制作方式，按照规矩配料中必须用猪血，因为猪血更显红色。在清朝时期，凉城境内养猪吃肉非常兴盛，像曹碾皇庄旗地，由于受萨满信仰祭祀的影响，这种情况更盛，其一年当中经常会杀猪，因此即便是在鸿茅药酒销量最多的时候，凉城境内的猪血始终够用。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很多时候非常大，有些地方由于猪血不够用，在制作酒篓的时候可能会使用马血、牛血和羊血，但崇德堂鸿茅药酒的规矩一直是按照正统的方式使用猪血。酒篓的生产在清代也有产业集群地，当年著名的篓铺产业集群地就有山西汾阳、辽宁盖州，如今曲阜的仿制品也不错。张家口的洗马林过去也是生产酒篓、油篓的一个集中地，同样是为旅蒙商配套的，由于当地历史传统，其酒篓制作过程中用的是马血。
鸿茅文化馆中还有一个直接体现蒙古族酒文化的扁瓶式酒壶，目前鸿茅药酒一斤装的瓶型就是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的。这种扁瓶造型的皮纸酒壶， 《绥远通志稿》中有明确记载：“蒙地寒冷，为御寒而嗜酒，因以成俗。酒壶之形如扁瓶，口有螺旋，盖上有嘴如乳头，取便吸也，行路多携之。汉人亦有用之者，名曰吸壶。”这种造型的包装到了 2021 年还一直在使用，与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柳编酒篓一样，属于鸿茅药酒近三百年历史上的经典。
与蒙古族特色扁瓶式酒壶造型同期的，还有个半斤装的瓶型。这个半斤装瓶型与一斤装瓶型有些不同，但也是在一斤装瓶型的基础上改良的，它还吸收了俄罗斯军用酒壶的造型元素，即在瓶型的一侧增加了月牙形弧度。这种以俄罗斯军用酒壶而闻名的造型，其实在谱系上更直接来源于美国的西部牛仔，该造型主要考虑的是符合人体工学原理，便于携带。换个角度来看，无论美国西部牛仔、俄罗斯军队，还是蒙古族牧民，以及辽金西夏文明，都有几个共同特征。其一，日常生活和工作更多是在马背上进行的；其二，对酒都有一种偏好；其三，各种用具都得尽量适应游牧或者军旅生活，造型等方面相对来说更加追求实用便捷。在民国时期，便携式的不锈钢酒壶作为一种舶来品，也深受蒙古族同胞的喜爱和欢迎。从以红柳条为原料的柳编酒篓，到扁瓶式酒壶及俄罗斯军用酒壶造型的包装，鸿茅药酒酒瓶的包装一路走来，依赖于文化母体，沉淀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厚重的文化内涵。
除了包装材料的传奇故事，鸿茅药酒在历史上还因其特殊功效成为重要的军需物资。在源头上，鸿茅药酒属于典型的军需配套产品。王吉天在为厂汉营的察哈尔部屯兵卫酿酒期间，在“仙传药酒方”的基础上发明鸿茅药酒，这也就意味着察哈尔部屯兵卫的营地，是鸿茅药酒诞生之后的第一个应用场地。在军需配套之后，它才逐渐变成军民两用的产品。
鸿茅药酒与察哈尔右翼的这种军需配套关系，先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与察哈尔部屯兵卫配套，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屯兵卫奉裁后配套关系在察右四旗特别是镶蓝旗和镶红旗身上延续了下来，一直持续到清末。鸿茅药酒发明之后，其形态只有酒剂一种，但外用和内服的两种使用场景都存在。
在鸿茅药酒军需配套的历史上，发生过非常有趣的事情。在同治年间到光绪前期，淮军、湘军、洋枪队在包头镇、善岱镇及河口镇一带驻扎期间，南方军人为了应对西口外黄河边上的寒湿气候条件所带来的挑战，使用过鸿茅药酒，而且祛寒湿的效果比较好。但伴随着淮军、湘军的东撤，这种配套关系中断了，在其后的时间内也难以继续。后来淮军老兵退伍之后，尝试过在安徽拓展鸿茅药酒的市场，但未成功，其原因也和商道不太畅通有关。
鸿茅药酒的特性是萃取浓缩比高，药物萃取效能好、易吸收，可缩小剂量，且便于携带服用，能远距离搬运、长时间保存。这样的特征很适合在草原、戈壁、荒漠、滩涂及海洋等人烟稀少、需要长途奔袭且物资配套不便的环境下使用。清凉油、仁丹、罐头、口香糖、蛋粉等，都曾是重要的军用物资，其原因也在于此。而且鸿茅药酒的配方特点及使用场景，与上述军需配套又存在较好的适配性，鸿茅药酒在主治方向上重点明确，即风寒湿痹、筋骨疼痛、通络活血及脾胃虚寒，同时具有很好的广谱性，也就是对好多小毛病也具有一定的疗效，这对于经常处于野外环境的军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鸿茅药酒还可以在断粮情况下充当能量块，有效补充体能，遇到特殊情况，如冻伤，还能应急。虽然在现代社会，军需物资有更多的选择，但在清代这已经是非常珍贵、非常理想的军需物资了。在高纬度、高海拔、高湿度及天气状况多变的环境下，它的存在显得尤为特别。清代察哈尔将士在新疆期间，本身就是骑兵作战，再加上天山南北所具有的高山垂直自然带谱气候条件，身体上所遭受的损害比较大，他们当时正是靠着随身携带的鸿茅药酒渡过难关的。
草原上的军人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经常风餐露宿，饮食上偏重于高热量和高脂肪食物，这种饮食习惯和偏好，有环境所迫的成分，也使得他们容易产生肠胃和血脂方面的毛病。而鸿茅药酒针对风寒湿痹、血瘀、筋骨疼痛、气血不畅、脾胃虚寒和消化不良的“多靶点”配方特点，正好与这个群体产生了更好的适配度。对于鸿茅药酒的配方特点，究竟是针对特定的病症还是针对特定类型的群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鸿茅药酒总能找到非常适合配方特点的应用群体，比如在军需配套方面，在这个细分群体当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更细分、更精准的群体。
最近十五六年，鸿茅药酒销量和市场基础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抗倭英雄戚继光成名之处——浙江台州。台州是海洋资源大市，港口资源丰富，渔业水产发达，渔民群体相对集中。台州当地民众特别是渔民所遭受的风湿，与察哈尔将士、旅蒙商驼队、草原牧民等比较类似，渔民也会存在风餐露宿的情况，故而他们成为鸿茅药酒独特配方所适合的另一典范，群体上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背后的机理都是相同的。
另外据凉城和呼和浩特市的一些老人们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鸿茅药酒销售不错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晋绥军区的解放军南下后，好多人员转入“大三线”建设，为了应对高海拔、高湿度的气候条件，他们想起了抗战期间了解的鸿茅药酒，纷纷从呼和浩特市订购。这种场景虽然与军需配套没有直接关系，却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侧面印证鸿茅药酒配方特点与特定的气候条件下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适配度和强相关性。
（四）剧变过坎：清代及民国时期鸿茅药酒的兴衰
商业从来都是高风险事业，对于鸿茅药酒这种地处西口外，沿着“万里茶道”路网体系运销，且市场主要集中在外蒙古的大库伦、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山西的晋中晋南，广州、武夷山和福州等地的品牌来说，经受的风险其实也非常大。因此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剧变，对鸿茅药酒的销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鸿茅药酒的冲击，主要是广东市场。在“一口通商”时代，广州和恰克图一南一北，在贸易上存在互通和联动关系，但这种状态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逐渐被打破。受 1842 年《南京条约》的影响，广州失去了“一口通商”的地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5处为通商口岸，并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自由贸易，“广州十三行”对贸易的垄断成为历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南、琼州等 7 处口岸通商，别国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体照办。1860 年 11 月，沙俄与清政府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商人，除了在恰克图贸易，其由恰克图照旧到京，经过库伦、张家口地方，如有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喀什噶尔与伊犁、塔尔巴哈台试行贸易。通过这些条约及相关联的最惠国待遇条款，1860 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从这个时候开始，恰克图在北方“一口通商”的地位也被打破了。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影响，鸿茅药酒在广州的市场最先受到冲击。
1853 年 5 月，太平天国北伐，随后越过王屋山进入山西，与清军的作战主要是在晋南，时间虽然不太长，但这里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通道及鸿茅药酒的优势销售区域，此事前后鸿茅药酒销量受到的影响较大。
其实整个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对于鸿茅药酒来说都是一个低谷期，在此期间，鸿茅药酒的几个重要市场，全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同治元年到光绪四年，杀虎口及“丰宁二厅”，受湘军、淮军和大同绿营兵过境影响，这一带的旅蒙商市场及商道，“禁市”比较频繁，开两天封两天，杀虎口、宁鲁口和得胜口及宁远厅旧城（香火地）市场、归化城市场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这种“万里茶道”，特别是西口外商贸节点的断续状况，对依赖外蒙古、晋中晋南及南方市场的鸿茅药酒来说，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冲击。因为直接地遭受了商道阻断，当时的鸿茅药酒不光是运销遇到了问题，就连药材、酒曲等原辅料都难以得到保障，就在这个时候，鸿茅药酒的配方发生过数次微调。这个时期也是归化城旅蒙商整体上的低谷期。
不过商人的做事风格跟常人还是不太一样，他们为了丰厚的市场，总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寻求各种解决方案。在这期间，王吉天家族和崇德堂针对恰克图市场，采取了灵活变通且富有挑战性的应对方式。王吉天家族当时在恰克图有自己的独立商号，早期到恰克图的货物多是物流转货，后来货物更多直走恰克图及布里亚特。到了同治年间和光绪初期，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王家瞅时机、抓空档往恰克图直接发货，安定的时期多发些货，动荡的时期不敢冒风险就先暂停发货。因此在这一时期，王吉天家族的业务，特别是鸿茅药酒，相对来说维持得还不错，这一模式其后甚至被当作成功的历史经验使用，结果在日伪时期吃了大亏。
这一时期，对于王吉天家族来说，除了鸿茅药酒，受影响更大的是茶叶业务板块。当然对凉城香火地古城（如今的凉城县城鸿茅镇，王吉天家族的“隆盛轩”曾是香火地古城最大的酒楼）的影响更大。原本香火地古城在整个旅蒙商贸易及“万里茶道”的格局中，可与归化城、张家口、多伦和丰镇相媲美，受此冲击，整个商贸的重心北移。光绪年间新疆平定之后，归化城空前繁荣，香火地古城不再是商贸中心之一，经水泡滩和浑河连接黄河水运的“岱海航运”从此荒废。鸿茅药酒柳编酒篓所用的红柳条，也不能再靠水运来供给，从鄂尔多斯及河套带来的红柳条全部依赖旱路运输。回族驼商也是从这个时期之后撤离凉城的，更多驼商前往归化城发展。
光绪初期平定新疆后，随着旅蒙商走西营的恢复，鸿茅药酒又畅享了近半个多世纪的新疆市场，期间鸿茅药酒在新疆市场销售的特点，是批次比较少，但整体上的量比较大。同光年间，淮军和湘军及大同绿营兵奉调进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驻防，对察哈尔右翼、归化城土默特、河套地区、鄂尔多斯等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河套开渠垦殖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勃兴的包头皮毛贸易中，就有很多淮军和湘军的退伍老兵，淮军和湘军的部分退伍军人会在安徽和西口外之间“走驮”。
淮军和湘军曾在归化城西面的包头、河口和善岱驻扎了 10 多年，其为了适应大西口的气候条件，曾使用鸿茅药酒作为军需。淮军和湘军虽然在凉城境内没有驻扎过，但曾以急行军的方式过境。而且当时与淮军和湘军配合驻防的，还有 400 多名被称作“花头勇”的察哈尔八旗将士，在相互接触中他们也就了解到了旗务配套的鸿茅药酒。随着淮军和湘军的东撤，鸿茅药酒的这种配套关系并没有延续下来，主要原因是战乱导致的运输和沟通方面出现了困难。淮军和湘军的一些退伍老兵，曾尝试贩卖鸿茅药酒，由于正赶上西口外新一轮的垦殖高潮，部分老兵留在了河套及察哈尔右翼充当地商或者经商，有人回到安徽老家后甚至还致力于重新打通由于战乱而中断的南北商道。鸿茅药酒在安徽市场，乾隆至道光年间已有一定基础，战后淮军老兵曾尝试恢复这一市场。
1894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对鸿茅药酒也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海军的军需配套上。鸿茅药酒与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配套，是因为鸿茅药酒祛湿化瘀的功效明显，才有了此机缘。配套的顺序是先南洋、后北洋。当时不同部队之间的军需配套都是各自解决，朝廷应接不暇，已经无力事无巨细地筹划这些事情。鸿茅药酒无论与南洋海军配套还是与北洋海军配套，走的都是不同部队之间的关系，靠的是地方上人脉之间的沟通。但由于1860—1900 年之间，旅蒙商的商道还没有很好地接驳天津港，北洋海军对鸿茅药酒的使用，远少于南洋海军。大西北地区的皮毛贸易经包头、归化城及张家口通过天津港出口，旅蒙商与天津互动频繁，是 1900 年之后的事情，但那时北洋海军早已覆灭。王吉天家族和崇德堂曾花大力气与北洋海军配套鸿茅药酒，其结果不佳，没几年北洋舰队就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
辛亥革命及民国早期，鸿茅药酒察哈尔右翼的旗务配套趋于结束，而且当时“万里茶道”山西境内的南北大通道沿线上发生了战争，因此除了商道阻断，鸿茅药酒晋南河东市场的消费力也受到了影响。
民国前期对鸿茅药酒影响较大的还包括军阀混战，主要表现为强行摊派支差。1926 年国民军西北军从南口西撤，1928 年奉军 31 军（被奉军收编的王英部队）驻扎和过境，绥远境内及察西地区（1914—1929 年之间，集宁、凉城、丰镇、兴和、陶林归察哈尔特别区管辖，被称作察西五县）商号及民间骡马损失惨重，崇德堂受到的冲击也非常大。王吉天家族的崇德堂，原本是家族小本经营，为了应对军阀混战时期的各种情况，开始引进其他财东合伙人，其中便有绥远省物产竞赛会期间鸿茅药酒的选送人尉体坎，永兴镇的杨家和忻州人王郜。其实，在近 300 年的历史上，对鸿茅药酒冲击最大的是日伪时期。1940 年开始，鸿茅药酒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五）崇德堂在民国
民国时期整个中国处于重大转折期，崇德堂和鸿茅药酒也不例外。 1937 年之前，社会动荡和军阀混战，对绥远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古往今来，商人们对风险和挑战的看法，永远和普通人不太一样，他们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总是试图利用现有条件，赢得一个相对更好的局面。当时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几大主流市场，逐渐都丢掉了，他们决定一边开发新的市场，一边调整业务板块。1937 年之前的大环境也并非一直很坏，铁路的开通，皮毛、甘草和蛋品的出口，这些对于绥远地区来说都属于较为利好的消息，而且在 1931—1937 年之间，绥远各方面的状况较好。
受历史惯性影响，绥远地区的农业垦殖仍在继续深入，新的设治局和县还在持续出现。大同口泉一带的煤炭开发，进入了机械化及铁道外运时代，新式的邮政和电信在提高信息传输速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公路网络的规划和建设也在逐渐铺开。尤其是在抗战之前傅作义担任绥远省主席期间，全国瞩目的“实业救国”“开发西北”其重点本身就在绥远，并在这时渐入佳境。所有这些都对王吉天家族、崇德堂和鸿茅药酒产生了鼓舞。在这些事情当中，尤其以《绥远概况》《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绥远通志稿》对鸿茅药酒的记述，以及绥远省物产竞赛会期间省政府的表现最为振奋人心。
在这种情况下，崇德堂把丰镇作为鸿茅药酒的物流集散地，将产品销往雁北和绥东近 20 个县，同时努力恢复晋中和晋南的优势市场。尽管整体销量比不上道光年间的鼎盛时期，但相对来说维持得还不错。1935 年察哈尔的局势比较紧张，1936 年又发生了绥远抗战，面对随时可能扩大化的战争，王吉天家族沿用了同治年间的历史经验应对当时的局面，即“平时在厂汉营多备些货，瞅时机抓空档往目标市场直接发货，安定的时期多发些货，动荡的时期不敢冒风险就先暂停发货”。这个经验在同治年间帮助崇德堂和鸿茅药酒维持了销量，渡过了难关。但毕竟时隔 60 多年，环境变化太大了，这个历史经验也给鸿茅药酒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 9 月 23 日攻占了当时的凉城县城（今永兴镇），鉴于厂汉营的战略重要性，日军侵入凉城之后，作为厂汉营的知名商号，崇德堂自然成了被欺凌的对象。先是崇德堂商号的大院，也就是后来位于厂汉营古镇，1973 年复产前期的鸿茅酒厂，其半个院子被日本人强占当作粮库。接着在立冬前后，日军开着军用大卡车，到厂汉营大量搜夺鸿茅药酒。
可能有人认为，王吉天家族和崇德堂的这种历史经验在现实中是行不太通的。因为即便是没人搜夺，药酒也会存在三年保质期的问题，自己储存一到两年，再加上货运在途时间，到客户那边就已经快临期了。其实，这是现代人的看法，我们今天是按照国家规定来执行相关标准的。但在清代和民国时期，传统上药酒与白酒、砖茶一样，没有保质期的说法，实际上的保质时间主要看窖藏条件，也有人说时间越长越好，这就类似于茅台酒，但也有人说通常的保质期是五到七年。从目前的个案来看，凉城老乡1999 年，的鸿茅药酒，放到 2020 年喝了， 口感和味道还是老样子，喝了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2005 年前后，还有人在乌兰巴托喝到窖藏了近百年的鸿茅药酒。汇祥寺大经堂地宫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出土过光绪年间供奉玛哈嘎拉的鸿茅药酒，据说当时也有人品尝。
2019 年春节前后，凉城乌兰牧骑推出了大型音乐情景剧《醉在西口》，这是当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醉在西口》中有个场景，讲述了日军抢夺鸿茅药酒配方，人民群众将药方拆成碎片分藏机智应对的故事。这个场景属于艺术创作，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据“凉城反正”老兵的后人描述，当年（大约 1939—1940 年）驻厂汉营的日军指导官名叫田中，田中曾想要得到鸿茅药酒的配方，但当时和其后具体是什么情况，由于年代久远，其细节和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为了应对这一时期的巨大挑战，王吉天家族和崇德堂审时度势，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一方面，在凉城境内引入新的合伙人机制，像绥远省物产竞赛会鸿茅药酒的选送人尉体坎、王郜及永兴的杨家，都是民国前期引入的。其中尉体坎是厂汉营古镇井儿沟人，井儿沟距离厂汉营不远，同时基本上紧挨着南仙人窑、柳卜湾和烧窑贝。王郜是忻州人，虽然也姓王但与王吉天不是一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了忻州，而其旁系后人留在了厂汉营，永兴杨家后人杨根卯后来则迁到了呼和浩特。
另一方面，1929 年到 1949 年，由于“外路”“西路”统统不通，崇德堂的主要业务已经由鸿茅药酒转化成软硬山货，即犁耧耙齿、扫帚麻绳等。当时崇德堂的白酒业务也还可以，除了饮用，它的主要用途是在春天拌莜麦种子，山货业务中的铁器都是从外地自家的关联字号进货的，并非在厂汉营当地打制。而在 1912 年到 1940 年，崇德堂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就是粮食贸易。当时厂汉营的莜麦和胡麻油非常受欢迎，而且厂汉营是区域性的莜麦（面）集散地，相对于生产鸿茅药酒而言，这项业务量大而且短平快，特别是平绥铁路修到丰镇之后。换言之，当时的主要业务已经更加趋向于本地化配套及短途贸易。这种情况在当时旅蒙商贸易商道不通之后，西口外的商号中比较常见。
王吉天家族的字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属于掌柜负责代理制，通常情况财东不直接过问经营，有点像今天的职业经理人制。当时旅蒙商大致分为西口商（庄）和京商（庄），有时也叫作西路帮和东路帮，西路帮基本是山西籍商人，而东路帮虽然冠名京商，但主要是京津冀的直隶籍商人。东路帮的体制与西路帮不同，多为财东直接参与经营过程，西路帮盛行掌柜负责代理制。
西路帮的这种掌柜负责代理制并非社会上认为的由大盛魁等商号创制，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最晚也能追溯到隆庆和议之后的马市贸易时期。如果按照口述历史追溯，则可以上溯到元初，当时蒙古人相对缺乏商业人才，便将经营权限更大程度上委托给色目人。由于旅蒙商中的西路帮是靠隆庆和议后大同镇的马市贸易起家的，清初更多依托于杀虎口，受历史延承惯性的影响，西路帮大多一直采用这种体制，直到民国前期。
崇德堂在财务管理方面，也与当时的西口商一样，用麻纸订账，毛笔写字，算盘计算，码账用苏州码，记账小写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写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而其账目按照当时的规矩，分股东账、存货账、往来账、流水账和水牌账五本。股东账也叫作万金账，除了大掌柜和二掌柜、总管账先生和财东，其他人都不能看，上面的信息有财东及顶生意人的姓名、入股资金数额、顶多少财股和身股，账本外面加金纸条上写“万金账”，每年的清查结余要写在万金账上，钱数前要冠以“天赐获利” ……
过去包括旅蒙商在内的晋商，甚至包括大盛魁和崇德堂在内，在清代及民国时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培训机制，基本上是三年学徒制。师傅带徒弟，徒弟需要积极主动地学习，甚至挖空心思偷艺，三年期满后，是吃这碗饭的留下，不合适的走人，一切靠结果说话。即便是经营管理、商战案例方面的知识，也都是师傅带徒弟，通过端茶倒水、玩“三把壶”近距离察言观色、耳濡目染和用心揣摩获得的。这种人才培养机制看似缺乏人性，但也有相当的技巧在里面，这相当于巧妙倒逼徒弟主动学习，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之处，同时也会让他们对整个过程多回味琢磨。
在这个过程中，连最简单的教材都没有，完全是口传心授、行为示范，不留文字。实习期只能从站柜台、打算盘、记账、盘账这些基础任务中学，其他的就看个人悟性了。像北京晋商博物馆那样采用汉字音译蒙古语的《蒙古族会话》手册，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现的。传统上旅蒙商的财东和掌柜们，如果想让子弟吃旅蒙商这碗饭，孩子五六岁就寄养在蒙古族牧民家中与蒙古族的孩子一起成长，到了十三四岁再接回自己家，有这种氛围他们就很自然地学习了蒙古语、蒙古族的文化。而这些年正好也是孩子学习能力最强的时候，能全面系统地掌握蒙古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人情和社会风貌。
在家族产业传承方面，清代和民国时期王吉天家族的崇德堂并不分家，家族成员通过较为巧妙的制度安排，平衡了其中的各种关系，大致上来讲，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统分结合，统筹兼顾”。王吉天后人在崇德堂当中分好几个房头（家族分支的意思），各自分管不同的路线，相互之间不会干预，每到一个季度都要回崇德堂到账房书记那里会账。这些后人在崇德堂都有自己的“房头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期。所有这些随着时代变迁都淹没到了历史深处，但作为类似问题的一整套成熟解决方案，其具有参考价值。
（六）营盘梁红色记忆，鸿茅药酒走进“七大”
“九 ·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速侵略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在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蒙古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绥远北靠蒙古和苏联，在绥远的西南方向，有我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这一带还南临吕梁抗日根据地。在这种背景下，我党在大青山、蛮汉山和马头山一带建立根据地就十分有必要了。大青山在平绥铁路北侧，平绥铁路的南侧就是蛮汉山，马头山则位于杀虎口附近的晋绥（蒙）交界地带，更直接地连接着晋西北和蛮汉山、大青山之间的交通，马头山的东南侧、东侧，有平绥铁路线上的重镇大同和丰镇。鸿茅古镇厂汉营，正好位于马头山的营盘梁地区。
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对大青山根据地的开辟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在 1938 年 6 月 11 日的电文中要求开辟大青山根据地的领导，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智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建根据地者。7 月，中央军委指示大青山支队：“8 月挺进大青山，进入大青山后，应先以主力进攻归绥、武川、陶林、集宁之间地区，另以一个营活动于平绥路南，以保证大青山与雁北的联络。”
1938 年 8 月初，大青山支队第二次进驻厂汉营。为了掩护厂汉营一带集结的主力部队继续北上，支队三营袭击了天成村日伪据点，消灭敌人 1个连，炸毁汽车 10 余辆，顺利掩护大部队到达蛮汉山脚下的太平寨，进而挺进大青山。就在大青山支队第二次北上期间，鸿茅药酒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见证了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在大青山支队第二次北上，途经厂汉营向大青山挺进的过程中，当时编入支队的成成中学学生，就有后来任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的贺寿祺。贺寿祺在回忆录中，叙述了经厂汉营挺进大青山的经过，明确记录曾在厂汉营打尖，全班战士都品尝过鸿茅药酒，这为凉城地区的地方文史留下了一段佳话。
除了贺寿祺的回忆录，在这次北上过程中，杨秀山也对鸿茅药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晓哲在其《父亲杨秀山的晋绥抗战》 一文中，对厂汉营及鸿茅药酒如是描述：“ ……凉城南边有个地方叫厂汉营，是骑兵营经常驻扎的地方。那里有个酒厂，酿造的红毛酒远近闻名。”
抗战全面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1945 年 4 月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就在这次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期间，鸿茅药酒又以特殊的形式见证了这段伟大的历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口述历史 ·延安的红色岁月 ·七大》载：“鸿茅药酒和茅台酒被定为会议的专用酒。当时担任绥南行署官员的郑天翔，专门组织人用毛驴运送了一批产于内蒙古凉城的鸿茅药酒，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经陕西榆林送到延安。与会领导喝过后一致称赞‘南有茅台、北有鸿茅’。有的代表曾经负伤，受过伤的部位在寒冷天气及阴雨天气时常常隐隐作痛，他们喝了鸿茅药酒后症状明显好转。”
（七）计划经济体制的深度见证者
鸿茅药酒在其发展历史上，见证过很多时代，自身的命运和经历也深受影响。由于粮食短缺，1963 年 12 月，凉城红毛酒曾一度停产，这段历史一直持续到 1969 年。根据国家计委的指示，1970 年凉城粮食局划拨粮食，恢复了鸿茅药酒的生产。
1973 年 10 月 8 日，当时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发《关于同意凉城生产鸿茅酒的批复》，文件中核定的配方标准及制造方法，基本遵从古方及核心的八步古法。1974 年广交会，通过土产进出口公司出口的鸿茅药酒，执行的依旧是这个标准，只是外销产品含糖 8%～10%，内销产品含糖 14%～16%。
1963 年 9 月 15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内蒙古自治区轻工化工厅联合发布的红头文件中，对新工艺如是描述：“按照新工艺生产的红毛酒每吨药酒白酒消耗降低 0.99t，成本降低 34%。新工艺方法合理、卫生、经济，可以避免药材中有效成分的破坏、挥发和损失，新酒的疗效没有降低，且无副作用。”
1948 年 3 月，素有“绥南锁钥”之称的绥南重镇鸿茅古镇厂汉营解放。1958 年，凉城县联合厂生产红毛酒。1962 年，地方国营凉城县红毛酒厂成立，当时正遇上经济困难时期。地方国营凉城县红毛酒厂向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提出申请，要求核准生产旋鸿牌红毛酒，后卫生厅的批复意见是：“经研究，目前市场红毛酒销路不畅，所需原料供应上亦有困难，且现存红毛酒也能满足全区市场供应，故目前不宜生产。”
此后恢复红毛酒生产的呼声不断。时间到了 1969 年，红毛酒恢复生产，并正式更名为鸿茅酒。根据国家计委的指示，1970 年凉城粮食局划拨粮食，恢复了鸿茅酒的生产，1972 年迁回厂汉营，生产鸿茅酒。对于这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内蒙古轻纺工业志》中有明确的记载。
1972 年秋冬，凉城开始在厂汉营重建生产车间。1973 年 7 月 25 日，鸿茅酒厂在古镇厂汉营崇德堂商号的原址上完成修建工作，并计划于 8 月迁回厂汉营投入生产，在这期间共计投资 83.8 万元用于更新设备、恢复和扩大生产；同时改革了原始配酒方法，采用隔水加热蒸煮浸提新技术。 1973 年 10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卫生局下发《关于同意凉城生产鸿茅酒的批复》，正式批准按重新核定的处方和制法标准生产鸿茅酒。 1973 年 11 月 6 日，内蒙古乌兰察布盟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就鸿茅酒的出口生产问题提交专题报告。
根据留存至今的一份文件，复产后的鸿茅酒产品说明和包装，是由乌兰察布盟外贸报到北京总公司批准确定的。一份档案文件载有这样一段息：“……我厂鸿茅酒生产问题，卫生局 1973 年 10 月 8 日的文件正式批准生产，为了按核定处方和制法早日投产，适应出口需要，目前尚缺鸿茅酒车间 200m2，仓库 400m2……”这些内容都很清晰地反映了鸿茅酒复产的原因，其中最直接的动因就是为了满足出口之需。
凉城恢复生产鸿茅酒，这个事情前后有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国家统筹兼顾让凉城恢复生产鸿茅酒，其主要动因是为了出口。追根溯源，当时的土产进出口公司准备出口鸿茅酒。其二，这种复产的决策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从 1969 年确定下来，到 1973 年才最终完成，包括红毛酒正式更名为鸿茅酒，也是高层决策的结果。其三，复产后的鸿茅酒，采取的是改良后新的配方和生产工艺，配方和工艺当时都是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局重新核定过的。其四，按照决策意见，凉城鸿茅酒复产后，并非在县城生产，而是在古镇厂汉营崇德堂商号原址上重建了生产车间，在这背后鸿茅古井的水源问题也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其五，粮食、资金、药材等问题，也都是在国营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解决的。正因为如此，凉城鸿茅酒恢复生产，才能在较短时间内得以几乎零基础重建。
鸿茅酒复产后，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凉城县鸿茅酒厂（鸿茅药业的前身）成为唯一生产鸿茅酒的单位，开启了鸿茅品牌史上“出口创汇，为国争光”的时代。
而“出口创汇，为国争光”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同时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前独特的历史背景，广交会才得以发展成我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和到会采购商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
1974 年 4 月 15 日，凉城县鸿茅酒厂所生产的鸿茅祛风酒亮相广交会，作为内蒙古中药中成药类的代表参展，参展的主体是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这种参展出口主体，贯穿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鸿茅酒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朝鲜、蒙古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高峰时年销量近 50t。如今，鸿茅文化馆还陈列着当年的出口包装和外贸合同影印件。上面的信息显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鸿茅酒出口单价为 110.4 港元 / 箱，即 9.2 港元 / 瓶，高于当时市场名酒的价格。
1979 年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建国日报》，用了一个专版宣传来自内蒙古的历史名酒——鸿茅祛风酒，并介绍了当地患者受益的事例。在那个时候的出口管制下，鸿茅酒在海外有很多经销商，其中不乏新加坡的企业。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东盟国家，目前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而新加坡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
1932 年的绥远省物产竞赛会，是在“外路”“西路”不通的情况下，绥远省在“实业救国”“开发西北”的大背景下，为振兴绥远而作出的重要努力。当时绥远省建设厅对该酒寄予了厚望，毕竟鸿茅酒属于高附加值的地方名优产品。40多年后的广交会，在“出口创汇，为国争光”的大背景下，鸿茅祛风酒同样被寄予了厚望。这时广交会的规格和影响力，都远超 40 多年前的绥远省物产竞赛会。鸿茅酒在重要的历史时刻，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雕刻了时光。
（九）辉煌与困惑，地方国企改革时代的样本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时期，处于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鸿茅药酒，无论辉煌还是低谷，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从 1973 年复产到 1980 年，鸿茅药酒的生产车间都在古镇厂汉营，其具体地点就是崇德堂旧址大院，最初用电都是通过柴油发电机解决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厂汉营修建乌兰察布盟战备医院，位于清代及民国时期“桥市”的厂汉营医院位于狭窄之处，医院新址就迁到了厂汉营西河湾靠山坡的开阔地带。
在复产过程中，位于“桥市”的厂汉营医院旧址，转让给了酒厂，医院旧址临街前面的房子当作库房，后面的房子供家属居住。1980 年，酒厂迁至凉城县城关镇（今鸿茅镇），但在厂汉营一直保留生产车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与内蒙古金火公司合作时，鸿茅药酒除了在厂汉营生产，有段时间还每天从厂汉营鸿茅古井拉水以作县城车间药酒生产之用，这个事情一度让鸿茅古镇的父老们十分感慨。
从 1973—1984 年，原本靠着国营计划经济体制的产销衔接，以及土产进出口公司的外贸体制，鸿茅药酒的销售情况还算可观。1984 年轻工业系统的率先改革，给鸿茅酒厂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需要自主经营，也就是说销售和市场问题都得靠自己解决。为了解决经济效益问题和上缴利税问题，从 1984 年到 1992 年，鸿茅酒厂除了主营岱海白酒（生产鸿茅药酒的基酒，属于察罕白的一个支脉）和鸿茅药酒，还创办过地毯厂、果品厂，于 1985 年研发了沙棘佳酿酒，但整体上一直处于维持状态，从营销层面来讲并不是太成功。
鸿茅毕竟是世代相传的品牌，凉城历届领导也很珍惜这个牌子，于是鸿茅励精图治，力求有所作为。从 1978 年到 1992 年，鸿茅整体上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为其后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继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旅蒙商之后，内蒙古元素在中华大地的商业版图上开始出现全新的亮点，这个时期成就了内蒙古商业史上的很多传奇人物。当时营销的大咖们，缺的是更好的产品，对于处于改革开放中的鸿茅药酒来说，产品和技术都不是问题，底子非常好；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营销是短板，而且这个短板也一再被放大。1994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协调下，鸿茅酒厂与呼和浩特市金火公司达成合作，双方合作的具体方式是国有鸿茅酿酒有限公司负责生产组织的各个环节，鸿茅药酒的全部产品由金火公司在国内市场包销。金火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招募省级代理，在全国 300 多个大中城市集中铺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堪称中国本土媒体的黄金时代，报纸、电视台与广播电台共同构筑起立体传播网络，本地化媒体的地毯式广告投放成为商家抢占市场的营销利器。这种饱和式传播策略通过高频次、全渠道曝光迅速占领消费者心智，至今仍被业界视为经典案例。无独有偶，早在 1921 年平绥铁路贯通归化城之际，本土老字号济仁堂京药庄便开创了极具前瞻性的整合传播模式——营销团队深入周边村落，将宣讲单张贴于每座大庙照壁，更在戏台粉墙刷写直径逾米的醒目黑字。这种“中心城区体验店 + 农村场景化传播”的组合拳，恰好与当代“核心商圈旗舰店 + 社区精准投放”的营销逻辑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两个时代虽相隔约七十载春秋，却共享着广告营销的本质法则：通过密集覆盖受众日常轨迹中的关键场景，构建起立体化的品牌认知网络。这种对传播场景的精准把控，正是商业营销永恒不变的制胜密钥。
800t 扩大到 10000t。
1997 年当时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企业集团化经营，7 月还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这更加坚定了我国国企改革走并购重组和企业集团化经营的路子。1997 年 2 月，凉城及时组建了鸿茅集团，鸿茅集团以鸿茅酒厂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跨行业、跨地区并购重组，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先后重组了印刷厂、精淀粉厂、花炮厂、食品加工厂，新建了千头育肥牛场、瓶盖厂、金刚砂厂、沙棘饮料厂，启动了北京青燕贸易公司、鑫丰营销公司等，兼并了种鸡厂、种猪场，收购了兴和炭素总厂，成立了集团科研所。到 1998 年，鸿茅集团有全资、控股、参股和协作企业 15 家，主要产品有鸿茅药酒、纯粮白酒、果酒、碳酸饮料、碳素制品、金刚砂、彩印包装制品、肉蛋、淀粉等 40 多个品种。
在这种良好的势头下，鸿茅集团意气风发，在科技研发方面，不惜重金买专利，不惜重金聘人才，开发出白酒、果酒、药酒等 3 个系列 13 个产品，贮存了奶酒、黄酒、荞麦酒、莜麦酒、鸿茅胶囊等一代后续产品。从1992 年到 2004 年，身处国有时代的鸿茅集团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而且很多都是基础性的，其意义非常深远。
1997 年，鸿茅药酒生产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鸿茅药酒药品标准收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 14 册。1998年，鸿茅药酒被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批准为中药二级保护品种， “鸿茅”被评为内蒙古著名商标。2002 年 1 月，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9 月，鸿茅药酒经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换发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15020795。2003 年 11 月，鸿茅药酒通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非处方药专家遴选，《关于公布第六批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通知》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非处方药。2004 年，鸿茅药酒生产联合车间通过 GMP 认证。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入药。
对于鸿茅药酒的入药，时隔 20 多年，包括凉城老乡在内的很多人都不太理解，因为鸿茅药酒从乾隆年间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强身健体的药酒，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资料大致上都是这么介绍的。但回归到真实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理解有失偏颇。其实这涉及国家对药品和保健品领域规范的一件大事。
1996 年前后，国家开始对保健品领域进行规范，早些年药品、保健品领域存在几类批文，即药准字、药健字、食健字和食准字等。1996 年开始，国家停止审批和逐渐取消药健字，所有的保健药品都面临两个选择，即要么是药品，要么是食品。2002 年 12 月 31 日，我国取消了所有的药健字批准文号；2004 年 1 月 1 日开始，药健字保健品一律不得销售。
当时鸿茅药酒面临属于食品还是药品的重大选择。鸿茅药酒在历史上能够为消费者所广泛接受，靠的就是更加偏重于药用功效，虽然在历史上与欧式露酒都被称作红毛酒，但消费者能将其与后者很好地区别开来靠的还是其药品属性。因此在当时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下，鸿茅药酒选择了入药的路线，为此县领导1997年与鸿茅酒厂领导组成了工作组专门协调此事。
1997 年组建鸿茅集团后，当年药酒年销量达到数百万瓶。1997—1999年，在鸿茅药酒的龙头作用带动下，集团产值、销售额双双突破亿元，连续三年名列全盟（市）利税大户之首，成为凉城工业的台柱子，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地方国企深入改革的浪潮中，它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鸿茅集团的所有成员包括其核心成员鸿茅酿酒有限公司，历届领导都励精图治，但与鸿茅药酒 1984 年后曾经面临的状况类似，在营销上存在短板。虽然通过与“蒙派营销”的大咖们合作，这个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齐，但毕竟“蒙派营销”擅长的是医药、保健品领域，鸿茅集团下属的好多业务板块并非其所长。
鸿茅集团组建后的业务板块模式，与历史上王吉天家族在凉城及呼和浩特与外蒙古的隆盛和盛隆连号非常类似，都是更多聚焦在凉城本土，实现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并在产业链上下游存在一定的协作关系。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组建的鸿茅集团，由于涉及不同行业，好多业务板块难以与鸿茅药酒共享营销渠道，因此原有的营销短板在集团并购后难以被很好地补齐。但无论如何，面临困惑总是需要进行各种尝试的，并在不断尝试中找到出路。在有关方面的主持下，组建鸿茅集团，就是那个时代探索出路的一次重大尝试。
在这种背景下，2000 年前后，鸿茅集团出现了经营困难，为了寻求出路，企业进行了新一轮的改制。2001 年 11 月，鸿茅集团进行了股权结构调整，到 2004 年酒厂形成药酒、白酒、冰酒、奶酒、保健酒等多元化、规模化生产格局。但当时缺资金、缺营销团队，且营销渠道不畅，企业在 2001年到 2006 年进行了多次改制，最终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并长期处于停产状态，濒临倒闭。
间里，鸿茅集团属于时代的探索者、时代的见证者。改革开放以来，鸿茅集团的历届领导和员工们，都在不断做着探索和尝试，很多都是有利于长远发展但当下效果不太明显的工作，也正是这些工作夯实了企业腾飞的基础。但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完整的企业价值链体系中存在的营销短板，一直是属于鸿茅集团的难题。
（十）再“续”传奇，一个蒙古人的情怀与实干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真正帮鸿茅药酒补上经营短板，使其与全国市场更好衔接在一起的，是鲍洪升和他带领的专业化团队。鲍洪升是个地道的蒙古族人，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
质控、研发和销售工作迅速步入正轨。到了 2007 年 2 月，鸿茅药酒恢复生产；10 月，全新的设计包装在全国各省市陆续上市。2007 年，企业还做了一项重大决策，将总部移师北京，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很小的事情，其实对鸿茅药酒影响深远，主要是企业人才来源结构及商业生态圈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2007—2017 年，是鸿茅药酒历史上的一个高光时期，期间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百年鸿茅厚积薄发，重获新生，一跃成为中医药酒领军企业和全国知名品牌。其产品包括药酒（鸿茅药酒）、保健酒（鸿茅健酒、鸿茅鹿龟参酒、鸿茅鹿茸参芪酒）、配制酒、白酒（岱海白酒、鸿茅贡酒、鸿茅私享家）四大系列 20 多个品种。销售终端覆盖全国所有省级区域，20 余万家零售药店，全国零售终端覆盖率超 70%。与互联网时代相适应，鸿茅药业于 2015 年成立鸿商健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大力发展互联网 OTO 运营，同时建设互联网 + 移动端电商自主平台：鸿茅健康大药房旗舰店、京东鸿茅官方旗舰店、阿里巴巴健康鸿茅药酒旗舰店。
2017 年，在中国药品零售市场上，鸿茅药酒居于亚军，仅次于东阿阿胶；2017 年，在中国零售药品市场 TOP 10 企业中，本土企业仅有东阿阿胶、云南白药和鸿茅药业三家，鸿茅药业排名居第六位。
在鲍洪升的带领下，2007—2017 年，鸿茅在品牌历史内涵和品牌价值挖潜方面也有诸多亮点。2009 年 4 月，鸿茅药酒酿造工艺入选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 月，鸿茅文化馆建成。2011 年 1 月，鸿茅品牌被国家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5 月，鸿茅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鸿茅中医药酒文化入选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 月，鸿茅药业通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12 年 9 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鸿茅药酒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4 年 11 月，鸿茅药酒配制技艺 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5 年 9 月，鸿茅药业加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成为中国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联盟会员。2016 年 10 月，故宫博物院、中国中药协会在永寿宫举办“中国中医药宫廷文化雅集”主题展，鸿茅药酒作为清代宫廷养生药酒的代表入展。2016 年 12 月，鸿茅药酒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7 年 7 月，鸿茅药酒入选“CCTV 国家品牌计划”。所有这些都是非常不俗的一份成绩单。
2007—2017 年，鸿茅药业在技术改进、生产管理和品质控制等方面，与时代接轨，取得了不少成就，并将八步古法与现代化、智能化技术更好地融合在了一起。
其二，生产管理。拥有通过 GMP 认证的鸿茅药酒、鸿茅系列保健酒生产中心及SC认证白酒（药酒基酒）生产线，同时投资筹建鸿茅药酒智能化工厂。
其三，品质控制。牢固树立“品质第一”的企业发展理念；每一味药材从道地药材种植基地采购，保证道地药材产地稳定与固有的质量特性；所有原辅料全部经过全项质量检验，采用高效液相色谱、高效气相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紫外分光光度计及指纹图谱技术等。
其四，水质控制。采用二级反渗透技术制备的纯化水，以地下 100 多米深的深井水为原水，经过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高温过滤器、二级反渗透等处理后得到的纯化水，作为鸿茅药酒的工艺用水，同时还重点考虑了历史上鸿茅古井水源中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平衡的问题。
其五，内控标准。这期间鸿茅药业制定了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内控标准，包括中药饮片、原料、辅料、中间产品、包装材料等内控标准共 400多个检测项目，并对来料检验、关键控制点、中间产品、成品检验全过程质量进行严格控制。
在内蒙古凉城，2009 年，鸿茅药业在区市县各级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与兄弟单位共同举办了鸿茅文化节。鸿茅药业自 2007 年起通过教育捐资、健康义诊、优先录用贫困户等举措，切实履行了对内蒙古凉城的社会责任；同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鸿茅药业在鲍洪升的带领下，抵御了商业诱惑，专注于中医药领域，以其独特的专注精神体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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