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茅  电  

千年药香  非遗流芳

      2014年 11 月，《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4 〕59 号）发布，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3 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 153项）。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 〕18 号）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 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坚持科学保护理念，制定规划，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迈上新台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鸿茅药酒配制技艺，就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之中，序号为 443，项目编号为 Ⅸ-4。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截至 2024 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056 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严格的审核标准，包括：（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鸿茅药酒在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过程中留下了坚实的脚印：

      2009 年 4 月 21 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下发了《关于公示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通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9 项入选。由鸿茅药业申报的鸿茅药酒酿造工艺入选传统技艺类。

2011 年 5 月 17 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公布了《关于公示第三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通知》，在传统医药项目中，阿拉善蒙医红柳灸疗法（额济纳旗）、科尔沁蒙医药浴疗法（科尔沁右翼中旗）、鸿茅中医药酒文化（鸿茅药酒文化研究会）入选。

      2014 年 11 月 11 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4〕59 号），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鸿茅药酒配制技艺位列扩展项目名录的传统医药类中。

      鸿茅药酒配制技艺作为一项融合中医药文化与蒙藏医学特色的传统技艺，根植于内蒙古凉城县优越的自然环境，保留了完整的传统药酒配制工序。该技艺不仅对研究中华药酒文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其制药理念也为现代中药制剂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作为一项传承近三百年的非遗技艺，鸿茅药酒的功效与安全性得到了现代科学的系统验证。组方中尤为关键的是对稀有药材豹骨的合法应用，延续了古方中“追风定痛、强筋壮骨”的君药精髓。在药效学方面，实验证实其能有效温补肾阳虚，并可改善脾虚模型小鼠的腹泻症状；研究还发现其具有显著的抗体内血栓形成和抗凝血作用，为其活血化瘀功效提供了现代科学依据。另外，人体服用效果横断面调查显示，在主要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和骨性关节炎的患者中，70.3% 的人连续服用超一年， 自我判断疗效评分中位数超过 85 分，且 93.6% 的使用者认为其安全。这些数据共同为鸿茅药酒的功效与现代应用提供了扎实的科学支持。

      药酒是中医药常用剂型——酒剂的别称，在数千年的中医药史中，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中医素有“医药源于酒”的说法，甲骨文“醫”字从“酉”，即酒，可推知上古先民已初步掌握了用酒治病的方法。

先秦时期

      《黄帝内经》在《素问 ·汤液醪醴论》中指出：“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其中论述了醪醴与防病治病的关系，在其他篇中还提及了治臌胀的“鸡矢醪”；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的“醪药”等，这些均是较早的药酒记载。当时药酒的配伍比较简单，尚处于初级阶段。

      药酒有文字记载、可考证的历史可追溯到 3000 年前的商代，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对照汉朝班固《白虎通义 ·考黜》解释为“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鬯，是将药物配合造酒的原料和酒曲等物所酿造而成的，或是利用药物、酒曲再加一定量的酒类所酿造而成的。

      发现于 1973 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记载内外用 30 余首用以治疗疽、蛇伤、疥疮等疾病的药酒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杂疗方》中，虽多已不完整，但仍可辨认出药酒方、酿制工艺等记述。由此可见，我国的药酒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一定的发展。

汉唐时期

      在这个时期，药酒成为医家普遍使用的方剂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神农本草经》中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记载了多例药酒浸渍法和煎煮法的实例。例如“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红蓝花酒主之”，即用酒煎煮药物后饮用，可治疗妇人腹中刺痛。

      南朝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总结前人以冷浸法制备药酒的经验，在《本草经集注》中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的常规：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入酒中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曝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可见，当时不少医家已认识到了药材的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和浸出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多次浸渍以充分浸出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从而弥补冷浸法本身的缺陷。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共录有药酒方 80余首，涉及补益养生、美容养颜和内科、外科、妇科。《备急千金要方 ·风毒脚气方》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 16 首。《千金翼方 ·诸酒》载酒方 20 首，是我国现存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对药酒的制法、服法，孙思邈也有较全面的论述：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冬服药酒两三剂，立春即止，此法终身常尔，则百病不生。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药酒种类和数量剧增，应用范围有明显的扩大，补益强身类保健药酒也日益增多。仅在《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这两部医药巨著中，就收录了大量的药酒配方及制法，如“治一切风通用浸酒药二十二道”“治风腰脚疼痛通用浸酒药十四道”等。《太平圣惠方 ·药酒序》中论述：“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剽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导引药势。”《圣济总录 ·治法 ·汤醴》中论述：“酒性酷热，立行药势，所以病人素有血虚气滞，陈寒痼冷，偏枯不遂，拘挛痹厥之类，悉宜常服，皆取其渐渍之力也，又古法服药，多以酒者，非特宣通血气而已，亦以养阳也。”由此可见，对于药酒功效的研究，已渐渐从临床上升到了理论。

      在元代，羌族的枸杞酒、地黄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国内外名酒荟萃繁华都城北京，成为元代养生药酒的特色。在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编撰的《饮膳正要》一书中，也收载了许多养生药酒方。另外还有一些民间自酿自饮的酒，如正月的椒柏酒，端午的菖蒲酒，中秋的桂花酒，重阳的菊花酒，成为人们常用的传统节令酒类。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古代中医临床理论和药物学研究达到了顶峰，在整理前人药酒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取得了新成就。明代《万病回春》《普济方》《奇效良方》《证治准绳》；清代《医方集解》《随息居饮食谱》 《医宗金鉴》《良朋汇集经验神方》《同寿录》等医学著作中，辑录了大量的药酒配方，其中仅《普济方》通卷收载的药酒方就达 300 余首。在这些药酒方中，既有前人的传世经典之作，又有当时医者的创新之举。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一书中，对酒的医学功能论之颇详。如“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遣助兴”。 《本草纲目》辑录了 200 多首药酒方，应用范围包括内外科病症、骨伤科病症、五官科病症、妇科病症及保健延年等方面。如辟疫消疠的屠苏酒，平眩治风的薯蓣酒，活血调经的当归酒，暖腰温膝的茯苓酒，理气止痛的茴香酒，治风湿痹痛的虎骨酒、五加皮酒，治偏风不遂的仙灵脾酒等。在《本草纲目》中，对制作药酒的方法也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有药酒同煮的传统热浸法，药和曲、米同酿的发酵法，加药浸泡的冷浸法等。

      明代和清代的药酒，除了用于治病，最大的特点就是养生保健药酒较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宫廷内设有御酒房，所酿造的御用酒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金茎露、太禧白、满殿香、竹叶青等。高寿的乾隆皇帝常饮各种养生药酒，如松龄太平春酒、松苓酒等；慈禧太后则喜欢喝用桂花、菊花、莲花等为原料酿制而成的菊花白酒、莲花白酒和桂花陈酒。

      中医药酒文化在清代迎来了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无论原料用酒、制备方法，还是用药理论等方面，都趋向成熟和完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山西名医王吉天承袭了中医“君臣佐使”的配伍智慧，吸纳了游牧民族以烈酒御寒的传统，在厂汉营创制出闪耀后世的鸿茅药酒绝非偶然，而是多重时代因素与文化沉淀的必然结果。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如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是旧时关内百姓（主要为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为生活所迫，出长城诸口前往内蒙古草原及周边地区垦荒、经商的移民活动。这一现象始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持续了约四百年。山西杀虎口是走西口的西口之一。它不仅是通往蒙古，还是通往俄罗斯的重要商道。

      清朝乾隆初年，察哈尔右翼镶蓝旗的察罕营（今内蒙古凉城县厂汉营）与杀虎口长城一墙之隔，这里已是走西口商路上的一个繁华集镇。往来晋商的驼队、草原垦荒的农户大军，清晨从山西的右玉县北出长城，一路跋涉，傍晚刚好能走到厂汉营。

      随着一批一批晋民跨过长城，进入蒙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化、医理药理，促进了当地经济与社会的繁荣。土地得到开垦，渐而村邑相望，鸡犬相闻。厂汉营古镇，作坊商铺次第挂幡开张。随着杀虎口、石匣沟一线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干线，这里商旅往来，求财谋生者络绎不绝，鸿茅药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当山西名医王吉天从榆次来到厂汉营时，正好是附近汇祥寺蒙医喇嘛在不同的下院巡回坐诊的时期，当时喇嘛医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很高，精通医理药理，而且也愿意与别人交流和分享自己的心得。王吉天在村庄坐堂看病，也会在寺院中与蒙医喇嘛联合坐诊，双方就药理药方时常探讨而后相互借鉴的场景应该不难想象。蒙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药酒一直都是蒙医药重要的分支。由王吉天所创的鸿茅药酒有 67 味药材，其中将近40 味药材也是蒙医常用的药材。有专家认为，鸿茅药酒是蒙汉医药交流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在中国药酒文化发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源于这样的多元传承，鸿茅药酒自古便守护着民众的身体。昔时塞外苦寒，先民用其抵御严寒带来的关节冻痛、驱散体内寒气；如今这份“靶向驱寒”之效，依然精准契合当代人的生活场景——无论北方冬季室内外温差引发的风湿不适，还是南方湿冷天气导致的脾胃虚寒、腹胀腹泻，皆能对应调理。

      有关鸿茅药酒，在史籍中多有记载。

      《乌兰察布盟志》和《凉城县志》记载：“乾隆四年（1739 年），今凉城县境厂汉营开始生产鸿茅药酒，由山西榆次王家铺中医王吉天配制。”

      《凉城通史》记载：“由山西榆次来厂汉营行医的王先生（当地人称医生为先生），在乾隆四年（1739 年），开办诊所崇德堂，并自制药酒一种，即鸿茅药酒的前身。光绪年间，崇德堂的后人开始灌装销售鸿茅药酒，并在罐上写有‘此味更佳’的字样。”

      民国 22 年（1933 年），绥远省政府编印的《绥远概况》记载：“厂汗（汉）营所产之酒，色如胭脂，香浓味醇，名昭君红，俗名红毛酒，每斤售洋八角。人多和烧酒饮之，盖质醇色艳，纯饮易醉，销路亦广。蒙人尤珍贵之。苟能明其制法，设立大规模工厂，加意制造，定能推销全国，实绥远之一大利源也。”

      民国 23 年（1934 年），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编印的《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记载：“然厂汗（汉）营所产之酒，甚为著名，色红味美，价值昂贵，本地人称之为红毛酒。每斤售洋八角，究其所为贵者，因其能治疾病耳。至于制法，当地人密而不传，盖恐外人之仿制故也。购者多以烧酒掺和而饮。斯因酒质浓而艳（酽），且含有药性，纯饮易醉。销路亦极广，山西及内外蒙人多喜饮之，且珍贵之。苟能明其制法，设立大规模之工厂，加意制造，定能推销于全国，实为绥远之一大利源也。”

      民国 25 年（1936 年）的《绥远通志稿》中，翔实记载了凉城县鸿茅药酒产销情况。其中，《绥远通志稿》卷十九的工业篇，记载曰：“本县酿制烧酒者，虽有七八家，然皆规模狭小，无可述者。惟县属第三区厂汉营之隆盛荣，制有红毛酒一种，为本县之特产。色如胭脂，香浓味醇。每壶二十四两，价一元二角。每壶十二两，价七角。酒中所含热性药料极多。妇女有患腰腿疼痛者，饮之每奏奇效。故价值虽昂，销路仍极发达，近而山西、内蒙，远而外蒙各地，皆有行销，蒙人对之尤视为珍品。”




      鸿茅药酒的创制之祖——王吉天，山西榆次人，祖上数代行医，在当地扶危济困颇得赞誉。榆次南接太谷县，是晋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自古以来，山西就已名医辈出，在明清宫廷御医当中将近有一半来自晋中太古，因此有“天下名医出太古”之说。王家能在晋中这个名医辈出的地方世代行医，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医学造诣。

      王吉天来到厂汉营后，见这古镇人商两旺，并得知在附近马头山和蛮汉山一带的山区盛产一百多种中医和蒙医常用的药材，便正式在厂汉营这块他心目中的宝地定居下来，并开了一家名为崇德堂的诊所，后来又雇人开荒种田，开设粮坊和酒坊。后来在归绥，王吉天也有了自己的生意，这为他广泛收集药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人参、肉苁蓉、麝香等珍贵药材也经常可以搜集到。王吉天医道精湛，医德又好，不分贫富，不摆架子，只一心为人医病。于是，大家都尊敬地叫他“王先生”“王大先生”。

      厂汉营地处塞外，气候寒冷，地气潮凉。农工、牧民长期居住在蒙古包和木架工棚里，不少人患上了风寒湿痹、筋骨关节疼痛、脾虚胃寒等病症。在那个年代，塞外一带缺医少药，王吉天看到这种情况，决定潜心研制对症药剂，以消除当地百姓的疾苦。

      清乾隆四年（1739 年），王吉天在精研中医经典的基础上，结合用药经验和自家行医心得，配用 67 味祛风除湿、健脾补肾的道地药材，添入纯粮白酒等辅料，制成药酒。药酒制成后，王吉天先给他的雇工们试服，结果半个月左右雇工们的病情就大有好转。自此，崇德堂的药酒能治病的消息传播开来，前来求助买药酒的人越来越多，这药酒便是鸿茅药酒的前身。

      鸿茅药酒问世之初，王吉天并没有给它起名字。随着销路越来越广，贩销药酒的商人们便根据药酒“色如胭脂，香浓味醇”的特点，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昭君红，并称它为红毛酒。

      乾隆十五年（1750 年），清廷裁并卫所，宁朔卫、怀远所合并为宁远厅。宁远厅的设立，为红毛酒的销售带来了很好的机遇：王家在宁远厅设酒坊，依靠石匣沟的商道进行外销。药酒被晋商带到了恰克图，因其疗效好而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可。

      道光继位后，清朝内外交困，道光皇帝身体又差，各地官员常常进贡补食之品。道光九年（1829 年）察哈尔镶蓝旗衙门与助马口外皇庄旗地有关官员，在岁贡上将红毛酒作为土特产进献给了清廷，道光皇帝饮后，感觉良好。次年，道光皇帝将红毛酒确认为贡酒。随后，红毛酒的名称由民间俗称变成正式名称。

      从嘉庆和道光年间开始，王家在大库伦投资过万盛隆商号，其经营项目主要是茶叶和药材。以“隆盛”或者“盛隆”来命名字号及地名，是乾隆朝的一大特色，其内涵隐藏着“乾隆盛世”“兴隆昌盛”之意。王家在今天凉城县境内的买卖字号，多以“隆盛”为连号来命名，而在归化城和大库伦的字号，有一批“盛隆”连号。

      光绪年间，崇德堂的规模不断壮大，于是开始灌装销售红毛酒，酒罐正面一般有“簿记崇德堂，宁远厂汉营”字样，背面则是“此味更佳”。这也是红毛酒首次有了“广告”。

光绪年间，崇德堂所售红毛酒酒罐

      咸丰四年（1854 年），参合古陉修通，成为重要道路。该路常年官商往来，车马络绎不绝，宁远厅辖区内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这也为红毛酒的销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京绥官道“右卫—杀虎口—归化城”这一段，属于“万里茶道”中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在 1854 年之前，主要走和林格尔，从 1854 年开始，则改走宁远厅站，为凉城境内的各类货物的销售提供了条件。这时的崇德堂及各大酒坊都加大生产，红毛酒出现了产销两旺的局势。

      民国元年（1912 年），崇德堂诊所改为了隆盛荣商号，开办制酒作坊生产药酒，采用壶装销售。每壶24两（一斤半），价格 1.2元；每壶 12两，价格 7 角。在民国时期，绥远手工业者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一般在 3~6 元之间，可见当时的红毛酒价格不菲。

      鸿茅药酒自 1739 年始创到 1948 年凉城厂汉营解放，一直由王家后人生产经营。厂汉营解放后，店铺作坊被临时政府工作队接管。新中国成立后，鸿茅药酒才真正开始其“鸿”字当头的长足发展。
 

      1962 年，凉城县红毛酒厂在厂汉营隆盛荣原址正式成立，属地方国营企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创立最早的专业化药酒生产企业之一。

      1969 年，全国计划会提议恢复红毛酒的生产，并将红毛酒正式更名为鸿茅药酒。根据指示，1970年凉城县粮食局划拨粮食，恢复了鸿茅药酒的生产。

      1974 年开始，鸿茅药酒由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组织出口（当年的出口商品名为鸿茅祛风酒），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国家，以其纯正品质，成为颇具海外影响力的中华医药瑰宝。

      1979 年 8 月 31 日，马来西亚《建国日报》以“南有茅台，北有鸿茅”为题，专文介绍了鸿茅祛风酒的轰动效应，称“茅台以香醇著称，而鸿茅以疗效取胜”。鸿茅药酒在海外的表现，为中华医药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92 年 10 月，鸿茅药酒由原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批准注册，批准文号为“内卫药准字（86） Ⅰ-20-1355”。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开始对国有经济进行股份制改造，促进股份制经济、混合经济的发展。1993 年，凉城县工业企业开始改革，鸿茅酒厂是国营企业改革第一家，转制后的企业名为“凉城县鸿茅酿酒有限公司”。企业体制的转变，为鸿茅药酒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 1995年开始到 1997 年，鸿茅药酒每年的销售量为五六千吨，解决了几百户人家的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每年上缴的利税在当地财政上顶了半边天。

      1997 年，鸿茅药业按 照 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of Medical Products，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兴建了新的药酒生产联合车间，鸿茅药酒年生产能力增加到了 3000t。鸿茅集团还生产了 1997 件绝版商品，供香港回归庆贺之用。

      2002 年 9 月，鸿茅药酒经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换发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15020795。

      2003 年 11 月，鸿茅药酒通过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的非处方药专家遴选，《关于公布第六批非处方药药品目录的通知》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非处方药。

      2006 年 10 月，乌兰察布市委、市政府及凉城县委、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对鸿茅药业进行了重组。重组后的鸿茅药业迅速组建了一支由一流的企业管理人才、营销管理人才组成的经营团队，使其生产、质控、研发、销售工作迅速步入正轨，并累计投入 5 亿元资金对企业进行产能扩大、技术升级及鸿茅药酒质量及标准的提升。同时鸿茅药业还整合了全国各市场最优秀的经销商团队，并投入巨资用于鸿茅药酒的广告传播和品牌培育。

      2007 年 2 月，鸿茅药酒正式恢复生产。10 月，鸿茅药业迅速启动了全国市场，依托其近 300 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开启了一条“品质＋品牌”的全新发展之路。

      从 2008 年开始，鸿茅药业先后投资建设鸿茅文化馆及鸿茅药酒配制技艺传习所，用于传播药酒非遗文化，同时对鸿茅药酒的传统配制技艺进行系统的整理、挖掘和保护。鸿茅药业用珍贵的史料，配以生动多元的展示形式，不仅展示了鸿茅药酒近 300 年的发展历程，还展示了明清时期新兴的药酒热浸法的代表八步古法中选药、炮制、另煎、鼎合、封坛、泉浸、地养、茅缩的古法酿制工艺。

      这项技艺能够通过国家级非遗认证，其核心在于技艺可追溯、功效可验证。申报材料中收录了近 300 年翔实的传承记录，从历代传人的工艺改良笔记，到不同时期的临床使用案例，无不印证其真实价值。通过这份来自国家的认可，我们能够清晰感知鸿茅药酒穿越时空的效用，而非仅仅是一个文化“噱头”。

      今天的鸿茅药酒，已经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广受消费者欢迎，销量位居全国药品零售榜前茅，一跃成为中医药酒全国知名品牌。

      百年鸿茅，源远流长。从清代中医诊所、民国商号，到 1949 年后的国营企业、股份制合作企业，如今鸿茅药业已经成为一家完全的民营企业。它的发展历史，是我国众多老字号、中医药非遗发展史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