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茅  电

第一节  作坊时代

      自乾隆年间鸿茅药酒始创至民国初年，鸿茅药酒采用的包装，无论酒篓还是酒坛，均展现出独特的大西口风格，这一特色与红柳紧密相关。在清代及民国时期，鸿茅药酒的销售区域广泛覆盖了以下主要地区：大库伦（现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及恰克图（位于俄蒙边界北部，汉语中亦称买卖城）；山西省的晋中和晋南地区；安徽、福建、广东等南方省份；新疆地区（虽市场开发较晚，但有一定市场）；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地区（该地区销量也不错）。鸿茅药酒这样的销售布局，结合其产地的特殊性质，共同影响其历史上的包装设计。

不同历史时期的鸿茅药酒包装

一、酒篓

（一）酒篓制作

      

      酒篓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容器，源于春秋战国。有说法称，酒篓是由诸葛亮的侄儿兼养子诸葛乔发明的。当诸葛乔替父犒劳前方军队时，面对崎岖的蜀道，瓷器制成的酒坛酒罐常因颠簸而破损。某日他发现包生肉的纸张，被肉的油渍血水浸染，干燥后很有韧性，不易渗水。受此启发，诸葛乔便发明了以竹篾编织并用猪血浸纸裱糊的酒篓。相对于瓷器，编织酒篓不易被打碎。还有一大好处是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破损或者折断的情况，靠着柳编和裱糊工艺，比较容易修复。

      从明清至民国时期，酒篓在国内众多地区均有分布，其材质多就地取材，因此各地酒篓的特色差异较为明显。在蒙古高原的察哈尔右翼及土默特地区，人们主要使用红柳条来编织酒篓。凉城地区是红柳的盛产地，这里的柳条成熟后会呈现出紫红色，使得编好的裸篓子自带一种独特的紫红色泽。随着时间的推移，隆盛荣自乾隆年间开始有意在包装上下功夫，使包装更显特色，在红柳篓子外面还要加一层表面处理。而在岱海滩及附近山区的一些湿洼地带，深秋时节红柳遍地。以此编成的紫红色酒篓十分显眼，因此成就了鸿茅药酒的美名——红篓子酒。红篓子酒一度成为鸿茅药酒的代名词，而红毛酒的得名也与之有着一定的关联。

      鸿茅药酒的酒篓，以红柳编织而成，有不同规格。酒篓在编织成型后，一般还要用麻纸、毛头纸，并混合经过发酵的猪血或马血及石灰等材料调成黏稠状液体，从篓的内部裱糊，并根据酒篓的大小，掌握糊纸的层数，每晾干一层再加一层，直至达到装入各种液体既无异味，又点滴不漏的效果。通常情况下，一个酒篓需糊贴三至五层浸涂了猪血、石灰胶质的毛头纸。糊篓所用工具包括竹刷子（由细竹篾捆扎而成）、棕刷子（由梳理好的树棕捆扎而成，类似书画装裱所用），以及生牛皮和盆类容器。酒篓可循环使用，每次使用前均须按相同方式重新护理。

      酒篓制作完成后，其盖子多采用圆木，也有使用新鲜猪尿脬内装麦麸、棉籽皮或棉纱扎紧而成的。这两种盖子均易于塑形，越盖越紧，能达到严丝合缝、防止液体洒漏和保持酒味的效果。其中，木塞盖子较为常见。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鸿茅药酒的柳编酒篓在裱糊过程中有着独特之处。当时，宁远厅境内麻纸作坊众多，厂汉营、曹碾、永兴、天成等地均有分布，制造麻纸所用的原料主要产自凉城本地，部分则从外地贩运而来。

      鸿茅药酒柳编酒篓在打底时会使用猪血，但猪血仅是辅料之一，用量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酒篓制作中主要用的是红土和生漆，而猪血则作为防腐和密封的辅料，使用时还须与草木灰混合打底。这种做法源自寺庙的传统工艺，寺院的墙、故宫的门等均采用类似方法制作，且按规矩配料中必须使用猪血，因为猪血能增添红色。凉城及周边地区，农户养猪一直很兴盛，因此即便在鸿茅药酒销量最多的时期，境内的猪血也始终供给充足。

      有些地方由于猪血不够用，在制作酒篓的时候也可能会使用马血、牛血和羊血，但隆盛荣鸿茅药酒的规矩，是一直按照正统的方式使用猪血。

（二）岱海滩的柳编酒篓

     自乾隆四年（1739 年）鸿茅药酒诞生以来，其南销产品均采用酒坛作为容器，为保护酒坛免受破损并提供减震缓冲，酒坛外均包裹着由红柳编织的篓子，并通过马车进行运输。

      由于北方地区温差大，鸿茅药酒北线运输的产品，均统一采用了柳编酒篓作为包装，并改用驼运作为运输方式。至于销往南方各省的产品，则一直沿用着酒坛外加红柳篓子的传统包装方式。

鸿茅文化馆藏民国时期柳编酒篓

      销往新疆的鸿茅药酒，由于起步较晚，并且吸取了在外蒙古销售时的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采用了柳编酒篓作为包装，并选用驼运作为主要的运输方式。

      在乾隆、嘉庆年间，凉城县境内柳条加工的业务十分繁荣，主要服务于隆盛荣酒坊，为其编织红柳篓子和柳编酒篓。当时，岱海滩的红柳资源极为丰富，沿岸岱海四周遍布红柳条。随着鸿茅药酒销售的日益火爆，凉城县内的红柳条资源逐渐变得紧张，甚至需要从外地贩运红柳条，再由当地的柳匠进行编织。厂汉营南边的柳卜湾地区，在清代前期同样拥有丰富的红柳条资源，但由于鸿茅药酒的大量需求，很快就被采光。为了满足包装需求，凉城县境内的三苏木、六苏木、八苏木、麦胡图、金星等地，在清代还曾人工种植过红柳条。至今，凉城县境内仍保留红柳地、沙柳地等地名，这些地名都与过去出产红柳条的历史紧密相关。

      自道光年间鸿茅药酒被选为贡酒之后，其业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包装需求量大增，凉城县内的柳匠已难以满足需求，因此从朔平府的右卫等地采购已经制作好的柳编酒篓。同时，从雁北及陕西“三边”地区也运来了大量的红柳条。除了用于鸿茅药酒的包装，凉城县内的红柳条还被广泛用于编制驼架、驼篓等用具，以及笸篮、链枷等农具和家庭用具。

      凉城县境内的红柳资源得益于岱海湖的影响及历史上众多的水泡滩，加上湖水中的高盐碱度，形成了适宜红柳生长的光热水土条件。无论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红柳，都在这里茁壮成长。在鸿茅药酒的鼎盛时期，岱海滩曾广泛种植红柳。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岱海滩的许多地方还在水渠和田埂边上普遍种植红柳，以防风固沙，作为农田防护林。如今，红柳仍然是岱海滩的一大景观。

      光绪年间，崇德堂开始灌装销售鸿茅药酒，这使得鸿茅药酒的销路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对红柳酒篓的需求。

      鸿茅药酒的发展对凉城县境内的红柳资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清代中后期，凉城县境内的红柳资源变得匮乏，几乎枯竭，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从山西、准格尔旗、陕西榆林、河套等地采购红柳条以满足需求。在道光和咸丰年间，鸿茅药酒柳编酒篓所用的红柳条，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水运从鄂尔多斯及河套地区运来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同治元年（1862 年）才结束。汉代称弓坝河为沃水，蒙语称为布尔哈苏台河，意为柳条河。清代前期，这条河的两岸遍布红柳，从弓坝河两岸一直延伸到现在的马扎地村，原被称为红柳地，曾是当地一道颇具特色的景观。鸿茅药酒在编织酒篓时选择红柳条，充分利用了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岱海滩红柳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凉城县境内的红柳和直芨因其优良的品质，仍然是当地的特色物产。然而在这个时期，鸿茅药酒的销售陷入了低谷，红柳和直芨主要是农用工具。以岱海滩的红柳为材料编织各种农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 20 世纪末。

二、酒坛

      清代至民国前期，鸿茅药酒销往晋中、晋南及南方各省时，所使用的酒坛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体积较大的酒坛，另一种则类似于如今装花雕酒所用的小型酒坛。这些酒坛在清代大多产自察哈尔右翼地区的丰镇（丰镇厅）与宁远（宁远厅）两地，这两地与察哈尔右翼四旗的地域范围大致重合。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前，仅丰镇厅与宁远厅和察哈尔右翼四旗相邻。在丰镇厅及宁远厅的天成、大小土台、土城子、香火地等地，均有专门烧制酒坛的作坊，这些作坊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配套隆盛荣的药酒和察哈尔白酒而生产的。

      察哈尔白酒是古镇厂汉营所产白酒的俗称，其起源与察哈尔部屯兵卫有一定渊源。察哈尔白酒是历史上生产鸿茅药酒的基酒，其原料选用营盘梁所产的玉米、豌豆和高粱，水源则取自厂汉营当地。

      在清代及民国时期，鸿茅药酒只有隆盛荣一家生产，但察哈尔白酒在厂汉营有五六家酒厂烧制。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崇德堂的药酒与白酒均以酒坛储存，其中盛酒的容器是小巧的黑坛子，坛子做工精细，油光可鉴。承揽小坛子烧制的是山西左云吴家窑的一家搪瓷窑。每个坛子可容纳 375 毫升（当时计量为 12 两）的酒。酒塞则采用剥去玉米粒的玉米棒，再用黑松香蜡进行密封，坛子上方还会贴上隆盛荣的商标，这些商标由大同的一家商务印书社印刷，这些做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和新颖的。

三、酒壶

      民国元年（1912 年），崇德堂诊所转化为隆盛荣商号后，开办专门的制酒作坊生产药酒，采用壶装销售的方式，具体有两种规格：一种是 24 两装（相当于 750 毫升），售价为 1.2 元；另一种是 12两装（相当于 375 毫升），售价为 7 角。

      在鸿茅文化馆中，珍藏着一个由传统纸筋工艺制作而成的皮纸酒壶，上面写着“酒美人和”四个字，这种酒壶就是晋语区广为流传的壳（kà)子。

四系乌龟壳造型的酒壶

      这种四系乌龟壳造型的酒壶，在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民间还有个特殊的称谓——王八壶。此类造型的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时代，早在春秋时期便有铜扁壶，而到了战国时期，铜扁壶的工艺已经相当精美。进入东汉，扁壶造型的瓷器开始出现。自东汉起的带系瓷器扁壶，是仿青铜器的形制之作，壶身扁平，肩腹部有系环，便于穿绳提携，这是其基本造型特征。1986 年在浙江余杭反山汉墓出土的东汉青釉扁壶，便是该类造型瓷器的代表。此类造型的瓷器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不同年代和文化背景下的具体形态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且呈现出较大差异。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体系中，更注重图案、纹饰及寓意，美学追求更为突出；而在草原文明体系中，则更注重实用，追求方便吊挂携带，与游牧和骑马射箭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匹配，追求质朴与轻便。瓷器也有其缺陷——易碎，在游牧生活中使用颇为不便。基于这种原因，用纸筋、料姜石、胡麻油、猪血或者马血等混合制成的皮纸材质壳子应运而生。

      在造型演变的历程中，最接近于“酒美人和”造型的扁壶出现在辽代与西夏时期，至元明清时期，在民间已逐渐定型，这一趋势在出土的瓷器中也有所体现。从整个演变史的延承关系来看，尽管皮纸传统工艺制作的壳子多在北方汉族尤其是晋语区使用，但其无疑受到了草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融合的产物。采用“酒美人和”造型扁壶的区域，在历史上也恰好处于两种文明交融共存的地带。

      在鸿茅药酒诞生的乾隆四年（1739 年）前后，正是旅蒙商快速发展的时期。归化城商号林立，清廷在归化城、托克托厅等地设立了数处驿站。鸿茅药酒诞生前后，也是晋商建戏院的高峰期。乾隆十年（1745 年），晋商捐资建戏院——山西会馆。次年，归化城较早的戏园子宴美园建成，以山西梆子为主要演出内容。那时的药店还印制自己的宣传画。先把药性说明雕刻在木板上，在木板上抹一次色，贴一张纸，用布抹一下，将纸揭下来，再抹色，最后揭纸。有的宣传板会镌刻蒙、汉两种文字。

      与此同时，旅蒙商在清代分为西路帮和东路帮。西路帮主要由山西籍商人组成，受草原文明影响，追求实用，风格朴实无华，却不乏淳朴之美；而东路帮则主要来自直隶籍（京津冀地区），其产品、用具、饮食及店面装饰相对更为讲究。鸿茅文化馆珍藏的“酒美人和”四系圆形扁壶，更多地体现了西路帮商业文化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