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人言：“医源于酒”“酒为药之王”。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和酒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医，源于酒。先民以酒为药，医病驱邪。《黄帝内经》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注：五谷酿成的酒，汤液色清味淡，醪醴稠浊味甘），以为备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酒，百药之长。《说文》云：医之性然得酒而使。中药与酒融为一体，各种有效成分都易溶于其中，药借酒力，酒助药势而充分发挥效力，提高疗效。

自汉代以来，人们有了端午饮雄黄酒、重阳饮菊花酒、中秋饮桂花酒、春节饮屠苏酒的习俗。医家的重视，也使得药酒成为中药方剂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在《金匮要略》《千金方》《外台秘要》《圣济总录》《丹溪心法》《普济方》《本草纲目》《医宗金鉴》等历代著名中医典籍中，都有药酒临床验方和理论的记载。

 

一、中国药酒的历史演进：从“汤液醪醴”到复方药酒

 

汤液醪醴，最古老的药酒，《黄帝内经》中的《素问·汤液醪醴论》篇专门论述了“五谷汤液及醪醴”的制法和医学效用。明代大医家张景岳在《类经》中说：“汤液醪醴，皆酒之属”，指出汤液、醪醴分别是清酒和浊酒一类。“汤液醪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现代所用的汤剂、酒剂，以及方药中使用的粳米、秫米、薏米、赤小豆等，都是直接从《内经》的汤液醪醴发展而来的。

药酒有文字记载、可考证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殷商甲骨文中有“鬯其酒”的记载：以百草之香与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记载了“神医”扁鹊认为可用酒醪治疗肠胃疾病的看法。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我国最古的药酒方及制作方法。其中的“养生方”和“杂疗方”，共记载了用以治疗疽、蛇伤、疥瘙等疾病的药酒方35个，其中有内服药酒，也有外用药酒。在“养生方”中，可以辨识的药酒方共有6个，其中“醪利中”的第二方，包括了整个药酒制作过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内容，开创了酒与药结合治病的先河。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收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25个医案，这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医案记载。其中列举了两例以药酒治病的医案：一个是济北王患“风蹶胸满”病，服了淳于意配的三石药酒，得到治愈。另一个是苗川有个王美人患难产，淳于意用莨菪酒治愈，并产下一婴孩。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一书中，记载了多例药酒浸渍法和煎煮法的实例。例如“妇人六十二种风，腹中血气刺痛，红兰花酒主之”，即是用酒煎煮药物后饮用，可治疗妇人腹中刺痛。

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总结前人以冷浸法制备药酒的经验，在《本草集经注》中提出了一套冷浸法制药酒的常规：“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取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

可见，当时不少医家已认识到了药材的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时的气温对于浸出速度和浸出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多次浸渍以充分浸出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从而弥补了冷浸法本身的缺陷。

关于热浸法制药酒的最早记载，大概是北魏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中的“胡椒酒”。该法把干姜、胡椒末及石榴汁置入酒中后，“火暖取温”。

唐宋时期，药酒的临床使用已经较为广泛，复方药酒方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并产生了较多配伍合理、制法严密的药酒方。同时，药酒作为补酒较为盛行，药酒的养生保健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中，共录有药酒方80余种，涉及补益养生、美容养颜和内、外、妇科。《千金要方·风毒脚气》中专有“酒醴”一节，共载酒方16种。《千金翼方·诸酒》载酒方20种，是我国现存医著中最早对药酒的专题综述。

对药酒的制法、服法，《千金方》也有较全面的论述：“凡合酒，皆薄切药，以绢袋盛药内酒中，密封头，春夏四五日，秋冬七八日，皆以味足为度，去渣服酒”“冬服药酒两三剂，立春即止，此法终身常尔，则百病不生矣”。

北宋时期，太宗、徽宗先后敕撰《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官家对医学的重视，加上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发明，推动了中医临床和理论的传播与发展。在这两部医药巨著中，收录了大量的药酒配方及制法，如“治一切风通用浸酒药二十二道”，“治风腰脚疼痛通用浸酒药十四道”等等。

《太平圣惠方·药酒序》记载：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骠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导引药势。《圣济总录·治法·汤醴》记载：邪之伤人有浅深，药之攻邪有轻重，病之始起，当以汤液治其微。病既日久，乃以醪醴攻其甚。又有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者，酒以醪药，以此见受邪既深，经脉闭滞，非醪药散发邪气，宣通血脉，安能必愈……酒性酷热，立行药势，所以病人素有血虚气滞，陈寒痼冷，偏枯不遂，拘挛痹厥之类，悉宜常服，皆取其渐渍之力也，又古法服药，多以酒者，非特宣通血气而已，亦以养阳也。

由于科学技术兴盛、商业发达，酒的酿造工艺在宋代有了明显提高，以药材制曲的风气开始盛行。朱翼中于政和年间撰写了关于制曲和酿酒的专著《北山酒经》。该书上卷是论酒，中卷论曲，下卷论酿酒之法，其中“论曲”一卷中就记载了13种药曲，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木香、官桂、防风、杏仁等药物制成的香桂曲；以防风、白附子、槟榔、胡椒、桂花、丁香、人参、天南星、茯苓、香白芷、川芎、肉豆蔻等药物制成的瑶泉曲等。

元明清时期，羌族的枸杞酒、地黄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国内外名酒荟萃于繁华都城北京，这些酒成为元代养生药酒的特色。在元朝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编撰的《饮膳正要》一书中，也收载了许多养生药酒方。另有一些民间自酿自饮的酒，如正月的椒柏酒、端午的菖蒲酒、中秋桂花酒、重阳的菊花酒都成为人们常用的传统节令酒类。

明清两朝中医临床理论和药物学研究达到顶峰，在整理前人药酒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成就。明代《普济方》《奇效良方》《证治准绳》，清代《医方集解》《随息居饮食谱》《医宗金鉴》《良朋汇集经验神方》《同寿录》等医学著作中，辑录了大量的药酒配方，其中仅《普济方》通卷收载的药酒方就多达300余个。在这些药酒方中，既有前人的传世经典之作，又有当时医者的创新之举。

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一书中，对酒的医学功能论之颇详。如“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遣助兴”。

《本草纲目》辑录了约200多个药酒方，应用范围包括内外科病症、骨伤科病症、五官科病症、妇科病症以及保健延年等。如辟疫消疠的屠苏酒，平眩治风的薯蓣酒，活血调经的当归酒，暖腰温膝的茯苓酒，理气止痛的茴香酒，治风湿痹痛的虎骨酒、五加皮酒，治偏风不遂的仙灵脾酒等。在《本草纲目》中，制作药酒的方法也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有药酒同煮的传统热浸法，药和曲、米同酿的发酵法，加药浸泡的冷浸法等。

明代和清代的药酒，除了用于治病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养生保健药酒较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空前兴旺。

明代宫廷内设有“专造竹叶青等样酒”的御酒房，所酿造的御用酒有：御制药酒五味汤、真珠红、长春酒、金茎露，太禧白、满殿香、竹叶青等。清太医院编《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一书中，记载了国公露、红毛露、龟龄露、八仙长寿酒、健步虎骨酒等19种宫廷御用药酒。高寿的乾隆皇帝常饮各种养生药酒，如松龄太平春酒、龟龄露、松苓酒等；慈禧太后则喜欢喝用桂花、菊花、莲花等为原料酿制而成的菊花白、莲花白和桂花陈酒。

明末到清初，补益药酒进入了繁荣时期。专营各色药酒的商号在北京、天津、广州、杭州等繁华城市问世，表明此时用白酒作溶媒，并采用“热浸法”制作药酒的工艺已得到普及。这一时期，民间盛行的补益养生药酒多以“露”命名，如状元露、茵陈露、桂花露、玫瑰露等。“酒品之多，京师为最”，其中不少药酒具有“保元固体、益寿延龄”之功，故多为官宦、士子、商人所嗜饮，清《燕京杂咏》中赞其“长连遥接短连墙，紫禁沧州列两厢，催取四时花酿酒，七层吹过竹风香”。生产技术的进步、商业化的推广，让补益药酒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

二、《仙传药酒方》传统药酒的经典范式

《仙传药酒方》出自明代著名医家龚廷贤所著《万病回春》（1615年），其卷二“中风”篇明确记载：此方主治“男妇左瘫右痪、口眼歪斜、手足顽麻、筋骨疼痛、一切诸风、痔漏、寒湿香港脚、疝气、十膈五噎、胎前产后、子宫久冷、赤白带下、不受胎孕、经水不调、气滞痞块，其功不能尽述”，堪称“一药多治”的典范。

处方组成：茯神、陈皮、枳壳、青皮、牛膝、熟地黄、肉苁蓉、白茯苓、当归、山药、吴茱萸、防风、人参、沉香、广木香、丁香、乳香、没药、缩砂、小茴、大茴、红豆、白术、草果、黄芩、杏仁、甘草、猪苓、黄芪、三棱、莪术、半夏、南星、牡丹皮、槟榔、青木香、宫桂、大腹皮、泽泻、天门冬、栀子、红曲、白花蛇、荆芥穗、苍术、川乌、白芍、桂皮、知母、细辛、贝母、麻黄、麦门冬、草乌、藿香、山楂、白芷、白附子、软石膏、羌活、薄荷、木瓜、木通、葛根、山茱萸、独活、香附、破故纸、虎胫骨、天麻、枸杞子、川芎、良姜、川椒。

 

其组方特点鲜明：虽药物众多，但遵循“君臣佐使”原则，针对“风邪致病”的核心病机，配伍麻黄、细辛、防风等祛外风药，天麻、白花蛇等息内风药，形成“内外风同治”的完整体系；以祛风散寒、活血通络为核心，兼顾温经暖宫，尤其适用于中风偏瘫、筋脉拘挛等重症，体现了“急则治标”的治则。虽是治病药酒，亦为饮品，芳香馥郁，回味绵长，口感极佳。

 

这一经典方剂为后世药酒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鸿茅药酒正是在此基础上化裁配制而成，成为传统药酒“传承发展”的典型代表。

三、鸿茅药酒对仙传药酒方的传承与突破

鸿茅药酒诞生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以《仙传药酒方》为蓝本，经数百年临床实践优化，最终形成67味中药的大复方。其与仙传药酒方的关联与差异，恰是理解“大方复治”理念的起点。

传承：核心治则的一脉相承

两者均以“祛风散寒除湿、活血通络止痛”为核心，广泛用于风寒湿痹、筋骨疼痛等病症。仙传药酒方中“通经活络”的治则，在鸿茅药酒中得到延续，如沿用红花、川芎等活血药，独活、羌活等祛风药，确保对“痹病”的针对性疗效。

突破：从“驱邪为主”到“扶正祛邪并重”

仙传药酒方以攻邪为核心，适用于急症、重症；而鸿茅药酒在此基础上，融入“扶正”理念：

 

 补脾胃：配伍山药、白术等健脾药，解决“久病脾虚”的问题；

 滋肝肾：加入肉苁蓉、山茱萸等补肾药，兼顾“痹病久及肝肾”的特点；

 益气血：通过人参、当归等补气养血药，改善妇女气血亏虚、体虚乏力等症。

 

这种“攻邪不伤正、扶正不留邪”的配伍思路，使其既适用于风寒湿痹等实证，又可调理脾胃虚寒、肾亏腰痛等虚证，实现了“治病与强身”的双重价值，为向“大方复治”过渡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大方复治：中医药应对复杂疾病的智慧

鸿茅药酒的67味大复方，本质上是“大方复治”理论的实践。这一理论源于《黄帝内经》“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经历代医家发展，成为中医应对复杂疾病的核心范式。

（一）大方复治的核心内涵与历史渊源

大方为中医“七方”之一，历史悠久，在中医四大经典和历代名医著作中均有记载。医圣张仲景始创第一个临床应用大方——21味药组成的薯蓣丸；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病轻用药须少，病重用药即多”；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俞嘉言主张“大病须用大药”……历代医家使用大方，多针对大病、重病和难治之病。

 

“大方”并非药物的杂乱堆砌，而是建立在对药性、药效的深入理解和对病机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有严谨的理、法、方、药构思。其核心内涵在于：针对“多证相兼、多病同患”的复杂病机，通过“集数方为一方，合数法为一法”的遣药处方，实现“多病同治、多法并用、主次兼顾”，从而提高方剂对复杂疾病的疗效和适应范围。

 

历史上传承的大方案例丰富：张仲景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介绍了30多个合方方法，最大合方用药达31味；《千金方》记载88个大方；《局方》收录众多三四十味甚至五六十味药的处方；近代名医施今墨擅用大方，获“雍容华贵”的中医界美誉；当代国医大师裘沛然治疗气血同病、虚实夹杂、病邪深痼的病证时，常以大方复治收出奇制胜之效。

（二）大方复治的临床价值与现代实践

对于复杂性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常规处方往往难以取效或起效缓慢，而“大方复治”具有独特优势。正如《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对于复杂病症，单一药物不能奏效时，应用大方”。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强调：“治疗慢性疑难杂病，必须融数方为一方，合数法为一法”，即“小方治一病，大方治多病、治复杂病”。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记载80多个治病大方，多针对大病、重病、疑难病和慢性病；清代医学家王孟英指出“急病重症非大剂无以拯救其危”。

 

当代名老中医裘沛然认为：“大方并不是杂凑的方法，其处方既寓巧思，配伍又极精密，是中医处方学的高深境界，非医学大家开不出大方”。著名老中医姜春华也提到：“中老年久病多虚，往往同时有气血不畅、经络瘀滞、筋骨失养、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情况，症状多、病因杂、病程长。用小方治病，势单力孤，顾此失彼；而数法并用，能兼顾全局，协调增效”。临床上，大方确实救治了许多西医认为“不可逆”的危重病例，疗效显著。

 

目前，我国中药领域的“王牌药”多为大方成药，如“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风寒湿痹名药大活络丸（50味）、壮骨药酒（130味）、国公酒（32味）；中风偏瘫名药再造丸（58味）、藏药七十味珍珠丸等。这些药物因疗效显著享誉百年，成为深入人心的国药经典。

（三）鸿茅药酒：大方复治的典型范例

1739年，鸿茅药酒诞生， 其组方涵盖67味药材，至今仍是中国传统药酒中罕见的大复方典范。“增一味则多，减一味则少”， 其精妙之处在于以“大方复治”为立方基础，针对中老年人群“气血不畅、经络瘀滞、筋骨失养、脾胃不和、肝肾亏虚”的复合病机，实现“活气血、通经络、滋肝肾、补脾胃、壮筋骨”的协同功效，涵盖四大类疾病：一是风寒湿痹引起的颈、肩、腰、腿、手足、膝关节部位出现的疼痛、酸、胀、麻木、屈伸不利、僵硬等症；二是肾阳虚引起的腰膝酸软、夜尿频多、头晕乏力、失眠健忘、畏寒肢冷等症；三是脾胃虚寒引起的胃部胀满、疼痛、腹泻、腹胀、消化不良、营养吸收不好等症；四是气血亏虚引起的月经不调、面色萎黄、体虚乏力、头晕失眠、手足冰凉等症。药酒的效果好不好，除了和组方相关，还与酿造工艺、药材的选择以及酒的选择都有直接的关系。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药效。

 

五、鸿茅药酒：大方复治的现代实践

（一）组方与工艺：67味的精妙与八步的考究

鸿茅药酒的卓越品质，源于其严谨的组方与独特的工艺，二者共同支撑了“大方复治”的临床价值。

组方特点：67味药材均选上等道地药材，遵循“非上等道地药材不用”的理念，建立了严谨的辨地选药规范。如“苁蓉”仅选阿拉善右旗产、枝壮油亮、肉质肥厚者；“黄芪”选用外蒙库伦产的绵黄芪，确保药力醇厚。

 

核心工艺：其“八步69道工序”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拨专款保护传承，其中鼎合、泉浸、地养为发明人独创，是工艺的精髓：

 

 选药、炮制、另煎：对药材进行精细筛选、按古法炮制，并对部分珍贵药材单独煎煮，确保药效纯净；

 鼎合：取自道家长生术“鼎炼内烧”合酒法，以自酿优质粮食酒浸泡药材后，点火燃烧熬制，使67味药成分深度融合；

 封坛、泉浸、地养：封坛后经冷泉浸泡“去其火气”，再深埋“取地气以养其阴”，通过长时间贮存沉淀，使药物成分发生物理和化学变化，形成“阴阳调和、温热绵厚”的品质；

 茅缩：最终经精细提纯，达到“温而不燥、补而不峻、众药归一”的效果。

 

这八步工序繁琐却缺一不可，尤其是鼎合环节，必须在鼎内让酒液燃烧才能使67味药相合；泉浸确保药性不燥；地养则取尽精华、使酒醇厚有神，共同成就了鸿茅药酒的独特品质。

（二）历史与荣誉：近300年的传承见证

产地优势：“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地处阴山南麓的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是鸿茅药酒的诞生地。这里地理环境独特，拥有被誉为“草原仙湖”的岱海——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特有的地下水富含锌、硒、碘、锶等多种微量元素，大量的矿物质可助药性发散，是酿造鸿茅基酒的上乘之水。与岱海相邻的马头山、蛮汉山林深草茂，以富产黄芪、甘草、羌活而闻名，地产中药材达100多种，被誉为天然的中药材宝库。凉城的甘泉和良药，使之成为酿造鸿茅药酒的最佳宝地——好水酿好酒，好药材配好酒，最终成就了这剂传承近300年的经典药酒。

内蒙古第三大内陆湖—岱海

 

 

历史记载与传承：《绥远通志稿》是原绥远省的一部大型地方志，其珍贵文献资料是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历史的重要史料。书中对鸿茅药酒有详细阐述：“色如胭脂，香味醇厚……有患腰疼者，饮之每奏奇效。故价值虽昂，销路仍极发达，近而山西、内蒙，远而外蒙各地，皆有行销，蒙人对之尤视为珍品。”。自1739年（清乾隆四年）创制以来，鸿茅药酒配方由王氏后人世代单传，酿造技艺则由几代老药工口传身授、秘不外宣，直至建国后经过系统挖掘整理，才得以完整传承。

 

荣誉与影响：由67味中药组成的鸿茅药酒，虽配方药物众多但多而不杂，主治病症宽泛却确有其效，作为药酒更兼具芳香馥郁、回味绵长的特点。从创始至今，它已走过近3个世纪，古方古法一脉相承，凭借“组方庞大、用药道地、工艺精湛、功效独特”的优秀品质，始终香飘华夏、畅销不衰，保持着强大的产品生命力和市场竞争优势。

 

其荣誉见证了品质与传承：199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名牌产品”称号（鸿茅药酒获内蒙古名牌产品证书）；1997年，被中国轻工业总会列入“97香港回归中国八大特级品牌”，并制作1997瓶鸿茅特制酒作为礼品赠送香港特区政府；2009年，古法酿造工艺入选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1月，获“中华老字号”称号；2012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进入新世纪后，鸿茅药酒持续获得多项国家殊荣，不仅是中药行业药酒市场的领军者（据中国中药协会调查，其年销售量、销售收入均位居前列），更称得上是代表内蒙古民族医药企业和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在传承中药文化、弘扬国粹精髓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鸿茅药酒获内蒙古名牌产品证书

 

结语

从明代《万病回春》“仙传药酒方”到清代鸿茅药酒的67味大方，从“驱邪为主”到“扶正祛邪并重”，从“单病专治”到“大方复治”，鸿茅药酒的近300年传承史，正是中医药“整体观”“辨证论治”智慧的生动体现。它不仅见证了药酒从经典方剂到现代大方的发展历程，更以“大方复治”的实践，为中医药应对复杂疾病、传承国粹精髓提供了宝贵范例，彰显了传统中医药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与发展潜力。